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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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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天顺二年九月,刑部所上题本说,该衙门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商人赴京投诉的案子,其中最多的是江西商人在湖广一带有关债务的纠纷。无独有偶,成化十年八月,刑部题本又说,“江西人民”携带火药、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铜铁,屡起词讼,请命江西、西南各省严加盘查。更有意思的是,万历时王士性任云南腾冲兵备道,屡屡受理江西特别是江西抚州商人的案子,但其中多有欺诈。一怒之下,王士性表示,凡江西抚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

  由于从江西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商人众多,经商活动的频繁,诉讼对江西人来说成了一门职业。

  方志远说,明朝教育的发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也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前者为异端,其内在精神却是气节;后者为附庸,其内在精神则是投机。

  与诉讼之风、经商之风和奢靡之风一样,江西人口向湖广流动产生的又一重要社会影响,是科举之风的形成与异端思想的兴起。湖广的文化氛围严格说来是在嘉靖以后才营造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人口流动特别是工商人口的进入、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之后才营造起来的。但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对江西自身产生相反的影响,即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弃农经商之风盛行,从而导致教育与科举的衰退。

  明清时期,就江西的文化精神而论,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关于江西的附庸文化,可以官学和科举的发达来说明,这也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但江西的异端文化,却极少被人们提及,但它恰恰能够反映出江西的地域文化特征。并且与科举文化或附庸文化一样,对湖广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活跃500年的江西商人缘何衰落?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交通大格局的变化,使江西由中心进入边缘。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并扩散。这些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开始落后。

  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掠夺和打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更以江西为军费的筹集地。5年之间,在江西征得白银八百四十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接近清政府在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在两淮盐商中征取的全部“捐输报效银”。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的江西商人。

  内外种种原因的震荡和变化,曾经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并在国内市场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的江西商人,在活跃了500年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并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丧失了地位。

  方志远称,江西商人虽然有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长时期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就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而观念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的重大阻碍。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人口锐减,山林焚毁,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器也一度陷于停顿。

  从北宋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东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十分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致使江西商人对外面的新技术、新思想基本隔绝,故最终在竞争中衰落


  明洪武年间,大批的江西商人迁移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该县团山古村的江西人张姓始祖在此另发一脉。由于团山地少,后人纷纷到个旧挖矿谋生,赚到银子后就寄回团山修建豪宅。如今,团山古村仍然可见保存完好的寨门和寨墙。今年,在WMF(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公布的2005年度“100处濒危建筑”的名单中,团山古村建筑群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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