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日，信阳根亲文化网发表了马世洲先生（2008年12月8日）的文章《潘姓源于固始，是不争的史实》（下称《潘文》），文章观点已见于标题中。 那么，“潘姓源于固始”果真是“不争的史实”？为此，笔者班门弄斧，草拟拙作与马世洲先生商榷。
一、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地“潘”不可能在固始
《潘文》认为：“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于潘，后遂以为姓’”,“潘就是位于今固始县的古番国”。
1、毕公之子季孙食采地潘邑在毕国
唐《元和姓纂》、北宋官修《广韵》都载：毕公高之子季孙（或曰季伯）“食采于潘，因氏焉 ”。
众所周知，毕公高与周同姓，封于毕国，其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咸阳一带。
华夫先生主编的《中国名物大典（下）》说：食采“古诸侯分封给卿、大夫世禄的地邑。”
既然食采是古诸侯分封给卿、大夫世禄的地邑，毕公高分封给儿子季孙的地邑只能是在毕国，而不是700公里之外的固始。
2、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地潘邑不可能在固始
西周未春秋初晋国有潘父，春秋中期楚国有潘崇、楚潘党等，汉初齐国有潘满加。东汉时有潘人由羲陵（治在今湖南溆浦）移到武陵汉寿（今湖南汉寿）。这反映了西周的毕国被西戎所灭后，潘姓人由西向东、向南迁移过程。
《史记•魏世家》记载：毕公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献公之十六年”以魏封毕万为大夫。
既然毕公高之后“绝封”，毫无疑问也就包括了季孙这支。毕万受封在晋献公十六年（前651年），比《史记》上晋昭侯七年(前739年)的晋大夫潘父晚了88年，表明毕公高之子季孙受封食采于固始不存在可能。
二、以“番、鄱、潘相通”解读番、鄱、潘三姓关系不符史实
“番、鄱、潘相通”、“番国，即鄱国、潘国”、“鄱子成即潘子臣”、 “番叔墓” 即“潘叔墓”这是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潘文》关于“潘姓源于固始”基础和核心证据。
其实，地名与姓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地名中的鄱（或潘、番）未必就与鄱（或潘、番）氏有关，甘肃的古潘原县与潘氏无关也左证了这一事实。
古书中，番吾也写作潘吾、鄱阳也写为番阳。如此，如果固始编钟“鄱子成周”之“鄱”作为地名，用番、鄱、潘相通解读没有不妥。但用番、鄱、潘相通解读三氏关系则有悖于传统的姓氏文化观。
1、鄱、番、潘是春秋至今客观存在的姓氏
鄱氏：已出土鄱氏文物有：春秋时期的桐柏鄱伯匝，固始潘子成周编钟，有鄱朔参加的温县盟书；战国古印有鄱□、鄱□信。历史人物有晋代河内高僧鄱姓释慧永。现在的湖北麻城、广西宾阳、费县和湖南新邵、上海宝山、天津北辰等地有鄱氏。
我们有理由相信，鄱伯匝、固始鄱子成周编钟的持有者不可能因为鄱、番、潘相通，将自己的番或潘写（刻）作鄱。
今固始之地在春秋中、后期属楚国不归晋，鄱朔不可能代表楚国的固始之地参与盟誓；盟誓是庄严而神圣的自我诅咒行为，参盟者鄱朔不可能把“番朔”或“潘朔”写成了“鄱朔”，盟主也不会允许将“番朔”或“潘朔”写成“鄱朔”。
番氏：自西周番生到春秋中期的番君召，番氏人物屡见于文物中；战国楚简有番乘贞、番戌、番步，古玺有番角、番□；汉代印中有番忘、番年等四人；《资治通鉴》上东汉有都尉番辰，《史记》有河东郡守番系；今江西、广西、台湾等省有番氏。
潘氏：潘氏历史人物除前面说到的潘父、潘崇、潘党、潘满加外，春秋后期有潘子、潘子臣，秦代之前私印有潘可、潘辰、潘臣，汉代后潘氏人物不绝于史书上。今潘氏分布于全国各省、市和海内外一些国家中。
2、番氏、潘氏不同源
姓是社会成员最基本、最重要的识别标志和符号，每个姓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起源与文化背景。
潘氏：东汉初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姬之别封众多：管……潘……皆姬姓也。”北宋官修《广韵》：“潘，姓。周文王子毕公之子季孙，食采于潘，因氏。”
番氏：《诗•小雅•十月之交》西周番司徒，东汉郑玄《毛诗传笺》“‘周幽王后族党’，番姓始此”；《索隐》说：“番维司徒。番，氏也。”《潜夫论•志氏姓》：“御姓，署、番、汤。”《世本》：“殷汤支庶封番，因氏。”《路史》：吴王支庶食采于番，因氏。”《千家姓》：九江族，武帝时有番系。”
西周的“番菊生壶”、“王作番妃鬲”，学术界考证“番”为氏，妃（已）为姓。又已姓祝融之后，与楚同源。
由此，虽目前鄱氏起源尚不清楚，但番氏与潘氏并不同源。明显以“番、鄱、潘相通”解读番、鄱、潘三姓关系不符史实。
三、“潘姓源于固始”之“不争的史实”并不能证明潘氏源于固始
《潘文》认为：“正史、县志、史料均有记载，出土文物对史书的记载进行了佐证”，潘氏源于固始”是“不争的史实”。
其实，“潘姓源于固始”说的“不争的史实”并不能证明潘氏源于固始。
1、《古今姓氏书辩证》的潘氏一条不能证明“潘姓源于固始”
《潘文》用于证明“潘姓源于固始”的第一个证据是：“《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八》载：‘潘，出自姬姓，豫章潘氏，南唐散骑常侍处常，生内史舍人佑，今为大族。又潘一作番。’”
查《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八》“潘”，其原文“潘，一作番”之后接着是“《汉食货志》河东守番系”；卷十二又“番(音婆):汉吴芮初封番君，其支孙氏焉。”这里作者潘、番两姓书写分明，起源也不同。
大家都知道，豫章不在固始；潘处常“幽州人”因父潘贵被刘守光所杀奔南唐；豫章潘氏兴盛于唐代至五代。
明显《古今姓氏书辩证》的“潘”条并没有涉及固始，并不能证明“潘姓源于固始”。
2、孙叔敖碑的潘国、潘乡“即固始”说不能证明固始有古潘国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潘乡，又名寝丘邑。即今河南固始县。春秋楚封孙叔敖于此。’” 又：“《嘉靖固始县志》载：“固始县古潘国。”又：“宋洪适《录释》录汉延熹三年（160年）楚相孙叔敖碑铭云：“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社稷……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土墝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即固始也。”这是《潘文》用于证明“潘姓源于固始”的第二证据。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所引《嘉靖固始县志》“固始县古潘国”见于《嘉靖固始县志•形勝志》。其原文为“固始古潘国下湿墝埆。（汉孙叔敖庙碑）”，志书作者已指明其来自于《楚相孙叔敖碑》，同时该志《沿革志》中并没有固始为潘国的记载，自然用其证明“潘姓源于固始”没有说服力。
关于孙叔敖的封地，《列子•说符》、《淮南子•人间训》、《吕氏春秋•异宝》等都说的是在“寝丘”或“寝之丘”。与《楚相孙叔敖碑》作者同一时期的东汉学者应劭(约153-196年)也说 “孙叔敖子所邑之寝丘是也。”
楚相孙叔敖碑中作者已告诉我们，碑文是“访问国中耆年旧齿”而作，碑立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可知时距孙叔敖公元前593年去世已750多年。
碑文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而正史记载孙叔敖蒍氏，名敖，字孙叔。
碑文称孙叔敖“仕于灵王”，又“继高阳、重黎、五举、子文之统”。事实上楚灵王继位在公元前540年，比孙叔敖公元前593年去世晚53年；《史记·楚世家》上五举（应为伍举）是楚康王、楚灵王（？--公元前529年）时期的历史人物。明显孙叔敖不可能“仕于灵王”和继五举“之统”。
有史料可证的孙叔敖碑作者都搞错了，没有史料可证又距孙叔敖去世750多年后“访问国中耆年旧齿”而作的孙叔敖封于潘国、潘乡还能作信史？
3、以终累“获潘子臣”和夫差“取番”去证明“潘姓源于固始”没有可信度
《潘文》用于证明“潘姓源于固始”的第三证据是《左传春秋》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史记》楚昭王十二年（公元前504年）的有关记载。
《左传春秋》记载：定公六年吴国“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于是乎迁郢于鄀。”
《史记·伍子胥》记载：楚昭王十二年吴国“夫差将兵伐楚，取番……乃去郢徙于鄀。”。
比较两记载，前者记事具体，条理清楚，说的是吴国终累获楚舟师（水军）潘子臣等七人，又败楚陵师（陆军）子期又于繁扬（在今河南新蔡北），已是楚迁郢于鄀；后者记载简略含糊，只有吴国夫差“取番”和楚郢徙于鄀，其中没有获潘子臣等七人记载。
如此，又怎么能断定水军之帅潘子臣与固始有关？夫夫“取番”就是固始呢？
4、将“鄱子”当作“潘子臣”去证明“潘姓源于固始”是猜测
《潘文》用于证明“潘姓源于固始”的第四证据是：“考古学家、教授欧谭生先生在《吴王夫差夫人墓》文中称：‘鄱，与潘、番相通。’‘鄱子就是潘子臣，是守卫固始（番）的楚国将领。’‘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番就是固始。’”
由欧谭生先生《固始侯古堆吴太子夫差夫人墓的吴文化因素》的标题可知，其“鄱子就是潘子臣”、夫差伐楚“取番”“就是固始”的依据是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夫差夫人墓”。
关于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是楚国墓还是吴国墓、是春秋晚期墓还战国初期墓学术界尚有争论。
第一、《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告诉我们：据河南医学院初步鉴定该墓主系一岁左右女性……这座墓出土青铜器的形制其时代当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年。
《中华文化通志·丧葬陵墓志》说：“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年代属战国早期。”
何宏波著《先秦玉礼研究·春秋战国的玉礼》中说：“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战国早期墓葬。
厦门大学历史系张闻捷副教授在《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考证：该墓“若干铜器的制作年代最晚已到战国初年吴亡之后”。
查《史记·宋微子世家》，宋元公十五年（前517年）宋元公“入鲁，行道卒，子景公”立。同书《楚世家》夫差取番在公元前504年。
常识告诉我们，判断古墓下葬时间当以年代最晚的文物为准。既然该墓出土的玉器、青铜器都到战国初年即公元前475年，距宋元公死42年，距夫差取番30年。说明墓中这位30岁左右女性既不是宋景公之妹，也不是夫差夫人。
第二、该墓出土了大量陪葬器物，其中还包括“勾郚夫人”的“铜簋嫁品”。试想夫差携带夫人和大量器物甚至是“铜簋嫁品”外出征战能有多大可信度？即使夫差携带夫人和大量器物甚至是“铜簋嫁品”外出征战一度攻占过这里，其周边仍然属楚国控制范围，吴国夫差夫人能葬于固始？
第三、欧谭生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个依据是 “《吴越春秋》载：吴王闻闾立夫差为太子后，曾‘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宫室’ …… 估计夫差于公元前504年‘取番’之后，即‘留止’于此，并且‘自治宫室。’”
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08月第1版《吴越春秋》,其原文为：吴王阖闾“立夫差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宫室，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
由“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不难看出，“自治宫室”的是吴王阖闾而非夫差。显然“夫差夫人墓”在固始的说法难以成立。
明显以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夫差夫人墓”得出的“鄱子就是潘子臣”证据不足。因而以“鄱子就是潘子臣”断定“潘姓源于固始”没有可信度。
5、将周代己姓番氏当作周代姬姓潘氏去证明“潘姓源于固始”其结果不可信
《潘文》用于证明“潘姓源于固始”的第五大证据为：“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世之先生亦撰文称：‘番，或作潘、鄱。’‘鲁定公六年以后，番国不再现于文献记载。或因番君被俘，番邑为吴所取，使得本来就十分衰弱的附庸番国，再也无法维持其国祀和君统，最终并入了楚国。但番国故城却被延用下来’”
马世之先生在《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大象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九章第十一节“番”中说：“番，或作潘、鄱。周代己姓国。已姓为祝融之后……春秋早期以后，再次徙都，东迁至固始、淮滨山。”
既然马世之先生说的是固始番国为己姓国，自然番氏也就是己姓之后。由前已知潘氏为姬姓之后。如此，即使番氏确实迁到了个固始有番国，也不能证明姬氏“潘姓源于固始”。
6、信阳、潢川的番氏文物并不能佐证姬姓“潘氏源于固始”
《潘文》称：“潘氏源于固始”，“正史、县志、史料均有记载”，信阳、潢川、固始等地“出土文物对史书的记载进行了佐证”。
番氏文物已见于世的近二十件。西周的番菊生壶、春秋早期信阳番子伯匜和番叔壶、春秋中期潢川番君伯龙鼎、春秋未战国初当阳的番仲戈，一脉相承都写的是“番”而不是“潘”，固始出土的编钟刻的是“鄱”不是“番”。
马世之先生在《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第九章第十一节中就说：“从番菊生壶与王作番妃鬲，获知番国族姓为‘妃’即‘己’。”
也有诸多学者考证，番氏“为远古己姓祝融氏之后”，“与楚同源”、“春秋早期南迁”固始。
既然番氏为已姓之后，假定其迁于固始是事实，其起源也与姬姓之潘氏有别，明显信阳、潢川的番国文物并不能佐证“潘氏起源于固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