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里的潘安，确切的说是潘岳，因为潘安已成为美男子的代称，故在民间，知道潘岳的不多，潘安却是尽人皆知。潘安之美，有典可查，什么“河阳一县花”、“掷果盈车”，不一而足。但如此一美男，在正史中却成了几近反面，认为他既参与了贾后构害太子的阴谋活动，还“谄事贾谧”等，人格不高。可是，历史上的潘安，真的参与了贾后陷害太子的活动吗？“才名冠世”且仕途极不顺利的他，难道真是趋炎附势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
潘安，也即潘岳，生于公元247年，卒于公元300年，字安仁，荥阳大潘庄人，一生历经魏、晋，是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正史泼在他身上的污点，主要的就是说他参与了晋惠帝妻子、皇后贾南风的构害太子事件，其证据，其实只有一条，即《晋书•潘岳传》中所称，“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虽然史书没有呈现他究竟写了什么栽赃陷害太子的文字，但仅此一句，便毋庸置疑地将潘岳拉进了皇后贾南风的同谋者行列，从而成为他投靠贾后一党、谋害太子的主要依据。关于贾后陷害太子的过程，《资治通鉴》卷八十三晋纪五中是这样记述的：“（元康九年）十二月，太子长子虨病，太子为虨求王爵，不许，虨疾笃，太子为之祷祀求福，贾后闻之，乃诈称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以帝命赐太子酒三升，使尽饮之，太子辞以不能饮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赐汝酒而不饮？酒中有恶物邪？太子不得已，强饮至尽，遂大醉。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草，因太子醉，称诏使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要，刻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氏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后补成之，以呈帝。
该段文字记录了太子因为长子司马虨求王爵、祷祀求福而被贾后利用、陷害的经过。但涉及潘岳，却存在两个疑问，一是“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一节，潘岳作的文是不知情下的职务行为、还是之前就与贾后有预谋？二是太子所书“文曰‘陛下宜自了……当三牲祠北君”一段内容，是否真是潘岳所作书的内容？
暂留下疑问。关于此事经过，《晋书•愍怀太子传》中也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十二月，贾后将废太子，诈称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书之，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遹书如此，今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惟张华、裴頠证明太子。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从诏，宜以军法从事。”议至日西不决。后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于是使尚书和郁持节，解结为副，及大将军梁王肜、镇东将军淮南王允、前将军东武公澹、赵王伦、太保何劭诣东宫，废太子为庶人。
从这段内容看，陷害太子，前后都是婢女陈舞、承福在发挥作用。潘岳所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表面上看一般的职务行为，内容上讲，也不过是太子祷神之文。作为黄门侍郎，草拟文书是其分内之责，对皇后要求的写作任务，他只需完成就是了，何况任务还是以太子“求福”的“素意”，来写一篇祷神文稿呢？至于太子醉酒，“字半不成”，后来成文的东西，也是“后（贾南风）补成之”，显然说明潘岳不仅事先不知，而且改字的过程也没参与，谋害太子完全是牵强附会。
不过，即要探明真相，就要把所有疑问都解开。太子既然“醉迷不觉”，又怎能“遂依而写之”？到底太子作书时身体真实的状况怎样？对此情形，似乎从被废之后司马遹给妻子写的信中得以了解：
“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笃，父子之情，实相怜愍。于时表国家乞加徽号，不见听许。疾病既笃，为之求请恩福，无有恶心。自道文病，中宫三遣左右来视，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日暮，有短函来，题言东宫发，疏云：言天教欲见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见国家，须臾遣至中宫。中宫左右陈舞见语：中宫旦来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须臾中宫遣陈舞见语：闻汝表陛下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国耳。中宫遥呼陈舞：昨天教与太子酒枣。便持三升酒、大盘枣来见与，使饮酒啖枣尽。鄙素不饮酒，即便遣舞启说不堪三升之意。中宫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饮，天与汝酒，当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宫：陛下会同一日见赐，故不敢辞，通日不饮三升酒也。且实未食，箜不堪。又未见殿下，饮此或至颠倒。陈舞复传语云：不孝那，天与汝酒饮，不肯饮，中有恶物邪？遂可饮二升，余有一升，求持还东宫饮尽。逼迫不得已，更饮一升。饮已，体中荒迷，不复自觉，须臾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一青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笔研墨黄纸来，使写。急疾不容复视，实不觉纸上语轻重。”
太子说自己入宫后，喝完三升酒，便“体中荒迷”，但一听陈舞拿着封箱来说皇上让他写文书，却又能“惊起”，显然说明当时他虽然醉了，头脑却还是清醒的；且能立起，说明醉的程度也不深，所以才能像《资治通鉴》中所说“遂依而写之”，这一点，从太子所书“急疾不容复视，实不觉纸上语轻重”也能看出，他并不是醉得不成样子才“字半不成”，而是旁边有婢女催促，皇帝在等着要，仓促完成所致；并且，正是因为头脑尚清醒，所以能清楚辨别所要写的“文书”是什么性质的文书，他也才会去写。否则，内容涉及谋逆，打死他也不会做（宫婢、贾后并没有威胁他）。由此，便从另一个方面证实，婢女拿给太子的、潘岳草拟的文稿，一定是祷神之文，而不是什么谋逆文章，因此太子才没理由不抄。至于后来太子“文曰”中谋逆的话，应是在太子写完后，为“（贾南风）后补成之”。
那么，贾南风为什么要谋害太子呢。原来，太子与贾氏之间的睚眦之怨最早起于一桩婚事。起初，见贾后实力强大，太子也想通过和贾家联姻来获得安全感，于是求娶贾午的女儿，但贾后没答应，给他聘了当朝名士王衍的小女儿。当时太子听说王衍大女儿漂亮，想娶大的，可贾后坚持将王衍漂亮的大女儿嫁给了自己的侄子贾谧，结果令他“心不能平”。加上自身“性刚”，他与个性同样骄奢、且年轻气盛的贾谧就不免常发生争棋，争道等小争执、小隔阂。而贾谧，一直也害怕将来太子登基后报复自己，尤其是在一次跟太子的争执中，还受到太子叔叔成都王司马颖的呵斥，就以太子桀骜不驯，劝贾后尽早铲除太子，即所谓“不如早为之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这样，太子与贾后的矛盾，才由生活中的芥蒂一步步的转向了政治斗争。
性情刚猛的太子司马遹是晋惠帝的长子，字熙祖，死后被谥为愍怀，故常称作愍怀太子。小时候聪慧可爱，很讨祖父晋武帝的喜爱。有一次夜间宫中起火，晋武帝登楼张望，年仅五岁的司马遹把他拉到暗处，劝他：“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可见其的确不凡。然而，随着慢慢长大，人就变了，不仅“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还在宫中开市场，“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对这些荒诞不经的举动，太子的身边人曾多次规劝他，但他不听；并对周围善意劝说他的人，还怀恨在心。如有一次他就派人给劝他“修德进善，远于谗谤”的太子舍人杜锡座位下放针，进行报复。可见在其成年之后，行为颇为怪诞。
事实上，无论是太子与皇后开始出现矛盾，还是随后在宫中形成支持贾后的一派，和支持太子的一派，前后始终都没有潘岳的身影。贾南风凶悍毒辣，在她一生中，既除掉了势力强大的丞相杨骏，杀掉了权臣卫瓘、楚王司马玮，还把潜在的政治对手太子司马遹也废为了庶人。在贾后杀宰相杨骏时，担任黄门侍郎的潘岳就因被认作是杨骏一党差点儿被杀掉，幸亏被昔年帮助过的公孙弘所救，才免遭一死，由此来看，他显然不是贾后的人。此外，潘岳任黄门侍郎之际，自己的亲侄子潘滔（字，伯武）正在给太子做洗马，史料记载，太子被废后潘滔曾冒禁令去与其诀别看，而潘滔与潘岳叔侄俩感情至洽，因此，早有“孝悌”之名的潘岳不可能去投靠贾后谋害太子，来伤害家族感情。何况潘岳早年颇受杨骏赏识，这一点在疑心颇重的贾后而言，更缺乏找他来预谋构害太子、撰写陷害的文字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推证实据还是考察背景，潘岳显然都是被冤枉了，是被正史作者以春秋笔法，泼了一盆“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的脏水。
除了潘岳为贾后同谋、成为构害太子的凶手这样的诬断之外，正史指其“谄事贾谧”，实际上也是张冠李戴的乱扣帽子之举。说潘岳谄事贾谧，证据有二，一是所谓的“望尘下拜”，二是加入“二十四友”。关于“望尘下拜”，《晋书•潘岳传》说，潘岳“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按正史作者的眼光来看，潘岳是一有声望且年长的文人，没道理向年轻得势的贾谧下拜，故此，便认定他趋炎附势。可这样的举动，按理在纪传体史书中，应能从当事人各自传中找到呼应的叙述，可是，潘岳的“望尘下拜”，不仅在贾谧的传中没有提到，在石崇传中，也只说是“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根本没有说潘岳与石崇一起朝贾谧“望尘下拜”。广成君郭槐既是功臣贾充的妻子，又是皇后的母亲，年长、地位高，虽奸狠好妒，名声不好，但以当时的礼数看，降车路左，望尘下拜，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史潘岳传中把石崇对广成君的下拜行为，移植在潘岳、石崇对贾谧身上，完全是正史作者缺乏考证、移花接木的失据之笔。
至于说潘岳加入了“二十四友”，则更应在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辩证的来看。作为西晋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团体，因为贾谧的关系，它向来遭人讥评。而讥评的理由，主要认为该团体的召集者是贾谧，是一个趋炎附势的、由贾氏家族豢养的政治小团体所致。可事实上，这个团体既不是贾氏一门豢养的，更与贾谧本人没有太多关系。金谷园位于河阳县，是石崇的私家园林，由于石崇豪富，贾谧又喜欢延揽文士，因此就在金谷园慢慢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精英。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贾谧能成为“二十四友”的召集人，是因为当时贾谧正在担任侍中兼秘书监一职，而秘书监的职责之一就是从事文化管理，因此召集这些文学上有才华的人士，应看作是他的职务行为。同时从“二十四友”的人员组成来看，也多为公务人员，如潘岳是黄门侍郎，左思、挚虞、缪徵都是秘书监官员，和郁是尚书令，郭彰为卫将军，邹捷任散骑侍郎，其余十多人，也都有正式的官职，因此，他们的聚集更应看作是带有半官方色彩的文化活动。此外这一组织虽因文学聚在一起，政治倾向却不尽相同，如杜育、左思等人忠于朝廷，和郁忠于齐王，陆机兄弟跟成都王走的很近，刘琨兄弟亲近赵王等等，显然不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政治团体，他们在金谷园中聚会，主要还是畅谈文学，属文学上的雅集，也正是如此，数十年之后的东晋，在王羲之召集兰亭集会时，也才会因其追步金谷园宴的盛况而十分得意。
更进一步说，历史上的贾谧实际上也是被正史作者泼过污水的人。贾谧“好学，有才思”；“好学，喜延士大夫”。正是因为有才学，有人写诗甚至把他的才华与汉初的贾谊相比。从贾谧后来担任秘书监和掌国史看，他绝非不学无术的纨绔之辈，豪奢之徒，否则根本担任不了这些对学问水平要求超高的职务。如在晋惠帝主持晋书限断的讨论时，有人建议晋从魏正始年间开始，有人建议把嘉平以下的朝臣都引入晋史，是贾谧认为要从泰始年算起，结果受到司徒王戎，司徒张华，以及王衍、乐广等大臣的一致支持，最终定了下来。要知道，张华、乐广等人，都是才德相匹的贤士。
那么，既然贾谧在西晋时期既非奸臣（并未担任宰相），也非弄臣，这样一个好学只是作风有点张扬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遭到为什么史家的如此冷眼呢？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贾谧的出身。贾谧虽是功臣之后，却是冒牌的。他本姓韩，字长渊，母亲贾午，是晋功臣贾充的女儿，父亲韩寿，是魏司徒韩暨的曾孙。韩谧姓贾只是因为贾充没有子嗣，不得已才找他来延续后嗣。因此，在崇尚门阀、礼教和名分的西晋时期，这种出身自然就会亏上一大截儿；二是贾谧父母本身就是“偷香”私通结的婚，有伤风化，而他所仰仗的小姨妈、皇后贾南风，又政治手腕毒辣，作风淫荡，总体上都名声不好，因而他也会受到影响；三是贾谧在对待愍怀太子时，“无屈降心”，和太子争道、争棋，严重违背了封建社会皇帝对臣子的要求，触犯了正统礼法上的尊卑观念，是“大不敬”，所以史家站在正统立场上自然要贬损他。
纵观潘岳的家世背景、从政历程，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一直是他的人生理想。但由于“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后来才好不容易做了河阳令。因此，说他恃才傲物有可能，说他不流时俗有可能，但要说他趋炎附势，就很难让人赞同。 正因为心性高傲，于是“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虽然题阁道的内容，在《世说新语》政事三有所不同（“山公以器重朝望，年逾七十，犹知管时任，贵胜年少若和、裴、王之徒，并共言咏，有署阁住曰：阁道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王济剔男女男不得休），但讽刺的是都是围绕在山涛周围的权臣，如潘岳是“性轻躁，趋世利”的人，他会这样做吗？他完全可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去接近山涛，不择手段的谄事权臣，何况以他的文学才华，这也并非难事，怎么还会仕途坎坷， “八徙官而一进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