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姬姓潘氏说
（一）、文王封高于毕即有毕氏
《史记•魏世家》：毕公高与周同姓……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
《潜夫论》：毕公高与周同姓，封于毕，因为氏。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毕、原、邦、郇，文之昭也。
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王夜爵酬毕公……周公夜爵酬毕公……。（按：据网上文章介绍，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被人们称为清华简。《耆夜》为清华简中的一篇。）
《史记·周世家》：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
《尚书·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召圜器》铭文：“唯十又三月初吉丁卯……王自彀使赏毕土方五十里”。（《召圜器》也有称《召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这是周初的器皿”，“‘赏毕土方五十里’，是说予以毕地之土田五十里见方”。“高召古音同部，这位‘召’应该就是高的本字了。”专家推断《召圜器》为成王时器皿。）
《史簋》铭文：“乙亥，王赏毕公，乃易史 贝十朋。”（按：见于徐锡台编《周原甲骨文综述》。张玉金《西周汉语语法研究》中“乃”作“及”。刘启益著《西周纪年•康王时期铜器》说“此簋1966年于歧山县贺家村一座墓葬中出……为康王前期器，铭文中的毕公应指毕公高．而不是指毕公的下一代，是很明显的”。）
《献簋》铭文：“隹九月既望庚寅……乍朕文考光父乙。十枼不 献身才毕公家，受天子休。”（按：刘启益《西周纪年•康王时期铜器》：献簋的时代，郭沫若定为康王，但也有定为成王的，我从形制上分析定为康前期。铭文中的毕公仍指毕公高，毕公是生称而不是死称。）
《毕段簋》铭文：“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肆毕，烝。戊辰，赠。王蔑段历，念毕仲孙子，令龚找馈大赏于段，敢对扬王休，用作簋，孙孙子子万年用享祀。”（按：《毕段簋》也有称《段簋》。刘启益在《西周纪年》说“其时代有康王、昭王两说”。）
上述说明，周文王封毕公高于毕国，武王时就有了毕公、毕公高的说法，说明当时也就有了毕氏。
（二）、毕国在今陕西境内无疑
《辛卯侍行记》：毕地“今陕西咸阳市北的山原”。
《简明金文词典》：毕公“封於畿内的毕，即今陕西咸阳北的毕原”。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毕国“在今咸阳市东北”。
杜预《集解》：毕在长安西北。
《括地志》：毕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
《竹书纪年<注)》“毕西于丰三十里”。
《左传•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至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
《纪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周作程邑”，“西伯自程迁于丰”。（按《纪年》，依丰镐遗址位于长安县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则毕位丰之西，与《史记·周本纪》的“毕在镐东南杜中”不相容。）
网上有文章考证：“毕程是宗周邰城”，“毕公采邑是邰城西北5公里”。据此考证，毕应在现陕西武功县一带。
上述表明，毕国的确切范围目前仍无法确认。但其在今陕西省咸阳--长安一带附近无疑。
（三）、史料证明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于潘有潘氏
1、史料文献记载潘氏是姬姓之后
《潜夫论•五德志》：“姬之别封众多：管、蔡……方、昂、息、潘……皆姬姓也。”作者王符（大约85年～163年）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这是所见潘氏为姬姓之后最早的记载。
陆法言《覆宋本重修广韵 一》：周文王毕公之子季孙食采于潘因氏焉”。该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不仅是现今可考最早的韵书，也是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可信度高。
《广韵•桓》：“潘，姓。周文王子毕公之于季孙，食采于潘，因氏。” 本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
《元和姓纂•卷四•桓韵》卷四：潘“周文王子毕公高之后，子伯季，食采于潘，因氏焉 ”。唐代林宝撰，元和七年（812年）成书，书中的伯季按《覆宋本重修广韵 一》应为季孙。
《姓解••水部》：“荣阳潘氏：周文王子毕公之子曰季孙，食采于潘水，因以为氏。”
《姓源》：毕公高之子食采于潘，因氏。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八•桓韵》：潘，出自姬姓……又潘，一作番。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 第8册》引《姓纂》：潘“周文王后毕公子季孙，食采于潘因氏焉。”
《万姓统谱·卷二五·寒韵》：潘，荥阳〔族〕。周文王〔子〕毕公之子〔季〕孙食采于潘，因氏。
燕中人主编《中国文化大博览（中）》：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子，为周武王封于潘地，今陕西长安、咸阳以北之地以国为姓。
上述中，姬姓和毕公高之后无一例外都说的是“食采于潘”有潘氏。
2、古代墓志碑铭文证明潘氏姬姓之后
前面已述，刻于706年潘翔墓志铭文说：“昔我本系，始自文王之少子毕公”。651年去世于洛邑的潘卿，其墓志说：“昔祖以德命氏” ，“莫不建懿德于宗周,盛锺鼎于丰镐”。
《汉大鄞都永济县太平乡洪道里潘公（庸）墓铭并序》：潘庸“周文王之胤也。” 见于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集。
《潘君(择师)莫志铭墓》：“潘，姬姓之别，周文王子毕公高之后，食采于潘，遂以为氏”。见于《全宋文》卷6852。
李洪贵 赵杰主编《清河文史辑览》收录有赵凤昌敕封文林郎奎文阁典籍潘公墓表》，文曰：潘公讳玟印，字符五……其先周毕公之后，食采于潘，因以为氏。
上述文献史料、碑文都记载潘氏起源于姬姓，是姬高毕公之后。其中王符《潜夫论》早于163年，潘卿651年去世于洛邑，潘翔碑文刻于706年，《覆宋本重修广韵 一》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均早于《元和姓纂》等相关姓氏专著，可信度高。
（四）、季孙最早食采地应当在毕国
毕公高封地在毕国（今陕西）已有史料文献记载没有异议。“季孙食采于潘，因以为氏焉”也见于相关史料和诸多潘氏家谱上，但季孙采食地在哪能里则有所不同。除契族潘氏说的今河北怀来县为古之潘邑外（前面已作考证，不再赘述），从现在资料和文章看还有：陕西古毕国说、河南荥阳说、河南固始说。
1、季孙最初食采于毕国境内可信度高
《春秋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都记载：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
查资料，西周的分封制等级为：周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周王（天子）承传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庶子封诸侯；继周王位者为大宗，诸侯为小宗。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封卿、大夫（其封地称为“采邑”）为小宗。卿、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将自己分得的地（采邑）再分割给其嫡长子以外的庶子（称作禄田），庶子为小宗。诸侯、卿（或大夫）、士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并以诸侯国、或采邑、或禄田的地名作为自己的“氏”号。《礼记·郊特牲》的“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也证明了这一点。
《元和姓纂》、《广韵》等均说毕公高子季孙“食采于潘，因氏焉 ”。所谓“食采”，《中国名物大典（下）》中说“食采：古诸侯分封给卿、大夫世禄的地邑。其地之租入，即为受封者之俸禄。收其赋产以食，故称食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称采地。”
季孙作为毕公高的庶子，他所食采之地也就只能由毕公高在自己的毕国内划出一地，让季孙及其后裔去管理和享用封邑的租赋。
杨东晨《陕西古代史》中说潘地在“今三原县”。
虽然季孙食采之地无其他史料相佐证，故而季孙的采食之地确切位置现尚不能确定，但从当时的宗法制度看，其地在毕国之境内是可信的。
2、洛邑是季孙后来的生活之地和潘氏的发祥地应当可信
⑴季孙随父生活于洛邑可能性大
《尚书·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又：“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
《史记·周本纪》：“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毕公受命“以成周之众”去“保厘东郊”，《尚书》、《史记》、《周书》都有记载。如果上面的“成周”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市，那么季孙随父毕公高到今荥阳之地是有可能的。
相关《潘氏族谱》记载：毕公之子季孙去世于荥阳，“葬于荥阳金鼎山罗汉献脐形坡”或称“罗汉献脐形”。由此，季孙随父到荥阳具有较大的可信度。
或许正因为季孙随父生活在了荥阳，并葬在了于荥阳，荥阳成为了他及其子孙的生活之地，这就是后人在陕西找不到潘氏活动记载的原因。
如果上述成立，荥阳也就真正成为了潘氏兴起的发祥之地。
⑵季孙在洛邑（今荥阳）当是食采于毕国之后的事
荥阳说主要见于《潘氏族谱》中。主要表述有：“季孙公，封为荥阳侯，号荥阳郡，以食邑为姓”；“季孙食采于潘水，封爵于荥阳”，故为潘氏；“季孙食采于潘得姓，封荥阳侯”；“季孙食采于潘，以地为姓，从而得姓，潘地在郑州与洛阳之间”；“季孙公食采于潘，因以为氏焉，以荥阳为郡，遂乃潘姓之始也”等等。
①西周初期荥阳、郑州一带为管、郐国、东虢国、郑国之地
《史记•管蔡世家》载：“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 《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地近虢、郐。”
《括地志》云：“郑州管城县，今州外城即管国城也，是叔鲜所封国也”。又： “洛州泛水县，古东虢叔之国，东虢君也。”又：“故郐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二里。”
《集解》杜预曰：“管在荥阳京县东北”。《正义》注“郑州管城县，今州外城，即管城也，是管叔鲜所封国也。”
《汉书·地理志》：“东虢在荥阳”。《左传》隐公元年杜注：“虢叔，东虢君也……虢国，今荥阳县。”
《中国历代政区沿革》：管“西周方国(同姓国)名。其地在今河南郑州。封于西周初，为周文王子叔鲜封地”；东虢“西周方国(同姓国)名。其地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封于西周初，是周文王弟的封地”；毕“西周方国(同姓国)名。其地在今陕西咸阳东。封于西周初”；郑“西周方国(同姓国)名。其地在今陕西华县东。封于西周晚期，为周宣王弟郑桓公(名友)封地，后迁移河南”。
《中原民间文化资源与河南文化强省建设》：“荥阳境内有东采虎都城。古籍记载商代京国、邳国、曼国、雀国和索国均建都于荥阳。虎牢关为商代虎国辖地。”
赵冀韬主编《上街区域文化》的《上街——东虢之都制邑》一文中说：“周代汜水荥阳一带共有八个小邦国。其中邳国在今汜水镇以西的大伾山一带……羲国在浮戏山一带、虎方古国在虎牢关一带、京国在今豫龙镇京襄一带、来国在荥阳一带、冯国在今广武一带、东虢在汜水以东古武一带。”
何光岳《楚灭国考》：“曼国是留居中原的一支苗蛮部落，商代成国，东周时被郑所并。”又：“西周时，曼国仍为周的臣属。《穆天子传》中有曼伯……王族郑武公东迁至今河南新郑，与曼国为邻。郑国转强后，因曼国京(荥阳县东南二十一里)、栎(禹县)二邑，不服曼伯统治，便乘机分化瓦解，最后亡曼国。”
以上说明，西周初期荥阳、郑州一带为管、郐国、东虢国、郑国之地。西周荥阳小邦国有邳国、羲国、虎方古国、京国、来国、冯国、东虢、曼国。而荥阳郡又是在三国魏正始三年 (242年)割河南郡巩县以东创建。如此，季孙最初不应该食采于荥阳，更不可能封为荥阳侯。
②毕公受命“保厘”成周时季孙应当已先采食于毕国
从《毕命》的“惟十有二年”可知，毕公受命“以成周之众”去“保厘东郊”在康王继位的第12年。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周武王元年（周文王十一年）是 “公元前1046年”，周康王十二年是“公元前1009年”；刘启益著《西周纪年》中周武王元年“公元前1070年”，周康王十二年是“公元前1033年”，其间都为37年。 结合周文王受命之年“七年而崩”和周武王元年为周文王十一年，知武王即位并未改元有三年。由此周文王去世到康王12年相距40年。
可以推断，历文、武、成、康四朝老臣的毕公在文王去世40年后受命“保厘东郊”时，季孙已成家立业，按西周有关宗法制度，他应已采食于毕国之附属邑地。即使他随父到荥阳且食采或受封于荥阳之地，那也已经是食采于毕国之后的事。
3、固始说难以成立
潘姓源于固始，这是现在很多学者的观点和定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信阳书·潘氏起源》和马世洲先生网上文章《潘姓源于固始，是不争的史实》。
马世洲先生在《潘姓源于固始，是不争的史实》中认为：潘姓源于潘国，潘国故址在固始。其主要依据是：“番、鄱、潘相通，番国故址在固始”；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潘国，即番国’”；《左传》上有 “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史记》载 吴“伐楚，取番”；“明《嘉靖固始县志》载：‘固始县古潘国’”；洪适《录释·楚相孙叔敖碑》有潘“即固始”；信阳县、潢川县等地出土有铭文有番的铜器，其中信阳市五星乡抢救发掘一处春秋时期古墓“被定为‘潘叔墓’”； 固始县 “侯古堆”墓出土“一枚编钟铭文：‘鄱子成周’”，“考古学家、教授欧谭生先生在《吴王夫差夫人墓》文中称：‘鄱，与潘、番相通。’‘鄱子就是潘子臣，是守卫固始（番）的楚国将领。’‘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番就是固始’”。 因而“铁的史实”证明了“‘潘国即番国’，‘潘、番、鄱相通。’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于潘，后遂以为姓，是为潘氏得姓之由’的潘（番）国故城在固始”。
《信阳书（上册）》的《潘氏起源》中也说 ：“潘姓主要出自姬姓。西周初年，周文王孙伯季食邑于潘地(今固始县境内)，因伯季家族治理潘地有功，又被加封为伯爵国。公元673年，楚国军队进攻潘国，潘国无力抵挡。潘国国君权涌，为使臣民不忘潘国故土，要潘国臣民世代以潘为姓，随后自刎于殿堂之上。权涌之子潘崇带领家人投降楚国，他卧薪尝胆，刻苦读书、习武，后被推荐为楚太子商臣的老师”，“商臣即位，封潘崇为太师，让潘崇掌管国事，潘姓遂成楚国最有影响的姓族之一”。
从表面看，潘姓源于固始说，“正史、县志、史料均有记载”，也有“出土文物对史书的记载进行了佐证”，还有专家的考证，应该是“铁的史实”无疑。然对照史记和相关资料，却未必如此。
⑴“侯古堆”出土的 “鄱子成周”之“鄱”就是“潘”姓只是猜测
1978年固始县“侯古堆”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有“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辔乍(作)其妹勾郚夫人季子媵簧”和“鄱子成周”。从相关资料获知“‘鄱子成周’这四字系将原铭文铲掉后再刻上去的”。经专家考证，铜器铭文“勾郚夫人”是宋景公之妹，据尸骨鉴定其死时年龄在30岁左右。
“侯古堆墓” 墓主是谁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有夫差夫人说，鄱子成夫人说，战国早期楚贵族说。
夫差夫人说和鄱子成夫人说的学者认为：史料中有吴取番获楚将潘子臣；“《吴越春秋》载：吴王闻闾立夫差为太子后，曾‘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宫室’”；“‘勾郚’即‘勾吴’，郚为吴的借用宇”，“鄱子之鄱，史书有作潘或番”。“勾郚夫人”就是夫差夫人，“鄱子成”就是潘子臣，正好“反映了当时一段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潘子臣是《左传》上吴楚交战中被吴所获的楚国舟师将领。那么，固始县“侯古堆”墓出土的编钟的“鄱子成周”之“鄱”是否就是《左传》上的潘子臣之“潘”姓呢？
①“侯古堆墓”中的“勾郚夫人”就是夫差夫人疑点多
第一、现在所有文献史料证明，宋景公即位于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 ，吴国国君阖庐公元前514至前496年在位，其前是“僚”后是“夫差”，即宋景公在位时，吴国先后有僚、阖庐（阖闾）、夫差三人为国君。由此将“勾郚夫人”就是夫差夫人证据不足。
第二、有学者在文章中说《吴越春秋》中的“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宫室”， 就是“公元前504年‘取番’之后，即‘留止’于此，并且‘自治宫室’”。于是吴国夫差夫人就葬于了固始。
然查《吴越春秋全译》，文中记载是：阖闾立夫差为太子，派太子驻扎军队“防御楚国，自己留下来治理宫殿房屋，在安来里建立了射台，华池在平昌”。显然夫差立为太子后是受命“防御楚国”，而不是留止于番地“自治宫室”，“自治宫室”的是阖闾在吴国境内，并不是在番地。
第三、也有学者认为，夫差“携带夫人占领潘地后”不久，勾郚夫人 “就急病发作”，“领兵元帅夫人病卒，按照传统习俗，夫人理应归葬姑苏(今江苏苏州)或原出生地宋国”，“恐扰乱军心、挫伤士气，且路途遥远”，“当时天气炎热”，“远途运尸极为不便”，于是将勾郚夫人“葬在异国潘地”。勾郚夫人“入殓时”，“并在身上洒上一层防腐粉”。
这种推断似乎为勾郚夫人七葬于番地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然我们注意到，据文中介绍，该墓出土了大量子陪葬器物，其中有“宋景公赠送给其妹的一对铜簋嫁品，还有墓主人随军出征时用过的三乘肩舆、两匹马、九鼎、一垒、二红铜镶嵌鸟兽花纹壶、一带盖豆、一连盖三足壶、三足铜炉、六架漆雕木瑟、鼓、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如此众多的陪葬器物，甚至包括“铜簋嫁品”一同携带出征打仗，这是否可能和可信呢？
②“侯古堆墓”的墓主是潘子臣夫人难成立
一些学者认为：“鄱，与潘、番相通”，“鄱子成就是潘子臣，是守卫固始（番）的楚国将领”。
古人取名十分讲究。“鄱子成”与“潘子臣”仅其中“子”字相同，“成”与“臣”字义也不一样。“鄱子成就是潘子臣”难以置信。
退而言之，假定鄱子臣就是潘子臣，而他公元前504年被吴国所擒，规模宏大的此墓葬当在公元前504年之前。此前固始尚为楚地，宋景公赠送给吴国“勾郚夫人”的铜簋嫁品自然不应该出现在固始。
有学者猜测是“勾郚夫人”改嫁到了楚国将领潘子臣。假定此说成立，然能代表吴文化因素的二十余件陪葬品又该如何解释？另外，既然“‘鄱子成周’这四字系将原铭文铲掉后再刻上去的”，为什么宋景公赠送给其妹的铜簋嫁品上的“勾郚夫人”又不改为“鄱子夫人”？
1974年安徽庐江县、1976年河南省辉县、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991年山东邹城市等地都曾出土了吴王夫差剑，谁也不会认为夫差墓在辉县、庐江县、邹城市、襄阳市。如此，仅凭“勾郚夫人”和“鄱子成”之铭文认定“侯古堆墓”的墓主是“勾郚夫人”或“鄱子成”夫人墓证据不足。
③出土的战国时期简文表明鄱君不是潘君，鄱姓不等同于番（潘）姓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写的《包山楚墓》一书中，收录有刘彬徽(湖北省博物馆) 、彭浩(荆州地区博物馆)、胡雅丽(湖北省博物馆)、刘祖信(荆门市博物馆)的《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查该文，简牍中有“北与鄝昜执疆；西与鄱君执疆”，“鄱君之右司马”，“邸昜君之人番”。编号152竹简提到“
”（番）戌及其子、其弟、其从父之弟时，都是姓“”而不是“
”（鄱）；还有编号46、48、52、54、85等也有 “”姓人的记载。
“邸昜君”与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墓主邸阳君番（潘）乘贞应为同一封地的封君。“邸昜（阳）君”的封地“邸昜（阳）”不见于古书，其地理位置不清楚。其“邸昜”和“鄱君”究竟是地名还是邑名无文献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包山楚简中既有“鄱君”也有 “邸昜君”，还有番戌等。说明当时的“鄱君”不是“邸昜（阳）君”，“鄱”也不同等于“番”（潘）。
另外，据资料介绍，怀州修武县当阳村有《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碑文中有“河朔江南事一同，故乡远在鄱君国。鄱君之民善陶冶”。这个“善陶冶”的“鄱君国”之地，从字面上当是指鄱江、鄱阳湖一带，此距景德镇也不远，也有学者考证其地在曲阳县。毫无疑问这“鄱君国”并不是“潘君国”，其地也不在不在固始。
④现在的姓氏表明潘氏不等同番氏、鄱氏
第一、潘氏、番氏、鄱氏都是现在客观存在的姓氏
鄱氏是个稀少姓氏，其起源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鄱氏不是潘氏、番氏。
据2000年天津市《北辰区志》载：1995年北辰区565个姓氏中有潘氏和鄱氏；1987年《宾阳县志》载， 1980年调查时，宾阳县姓氏为295个中有潘氏、鄱氏。1999年福建省《霞浦县志》载：1990年人口普查中，该县有潘氏、鄱氏。
梁崇鼎等编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贵县志•姓氏》载：贵县“以覃、韦、黄、李……诸姓人口较繁，鄱、沙、冼、冼、封……诸姓人口略少”。
《千家姓》和《姓谱》记载：潘姓，为周文王毕公之后，食采于潘因氏；番姓为吴芮封番君，支孙因氏。《路史》记载：“春秋时吴王支庶吴芮封番君，食采于番邑(今江西鄱阳)，子孙因以为氏。”
1995年的江西省《安福县志·民族、姓氏构成》中载：“据统计部门的资料，1990年，全县有姓氏458个”，其中潘姓413人， 番姓和鄱姓各1人。
第二、姓氏中的鄱、番、潘读音上不相同
读音上番、潘、鄱三姓不同。赵武宏主编的《品文酌字全集》和李问渠的《咬词嚼字全集•容易读错的姓和古人名》云：“鄱（姓）”应读 “pó”，错读“pān”。清人陈廷敬、张玉书等编撰《康熙字典 最新整理本 4》：“《正字通》：《姓谱》：潘姓为周文王毕公之后，食采于潘，因氏。读判平声。番姓为吴芮封番君，支孙因氏读婆。《字彙》番姓亦音潘，合潘番二姓为一音。音误”。
上述证明，虽鄱、番、潘相通，但鄱氏不是潘氏、番氏。
⑤ “鄱子成周”和 “鄱君”之鄱就是鄱国或鄱姓更符合历史实际
查张守中撰《包山楚简文字编》，在包山楚简文中，“鄱”字的写法为“
”、“
”、“
”，“番”字的写法是“
”、“
”、“
”。“”（番）与“”（鄱）字型不同。
由《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知，简牍中有“北与鄝昜执疆；西与鄱君执疆”，“鄱君之右司马”等。
尽管鄱君之地理位置学者界也尚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姓氏中有鄱姓，固始侯古堆铭文有 “鄱子成周”，包山楚墓简牍有“鄱君”。由此，“鄱子成周”和“鄱君”中的“鄱”，本是鄱国或鄱姓而不是潘国或潘姓更符合历史实际。
⑵《楚相孙叔敖碑》之碑文并不能证明固始就是古潘国
①原碑文中是“藩国”还是‘潘国”具有不确定性
关于孙叔敖之封地，现有甫国（即吕国）说、潘国（今固始）说、審（即沈）氏说,目前史学界尚有争议。
据宋人洪适的《隶释·楚相孙叔敖碑》介绍，《楚相孙叔敖碑》“旧碑缺五十余字，此用续刻者，故其全文”。说明他见到的碑文已不是原文。
从现有资料看，现在见到的碑文上有三个版本。其中，宋人洪适的《隶释·隶续·楚相孙叔敖碑》中是 “欲有赏，必有潘国，下湿墝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即固始也”。 王云五、朱经农主编，黄公渚选注《两汉金石文选评注·楚相孙叔敖碑》中为 “欲有赏，必于藩国……遂封潘乡，潘即固始也”。 1985年11月由河南省固始县志总编辑室编印的《固始县概况·“固始考”讨论综述》中是“欲有赏，必于藩国……遂封藩乡，即固始也”，文中还说 “此碑曾陈放予固始县文庙门口，‘文革’时被破坏”。
上述说明其碑原文是“必于藩国”还是“必于潘国”，是“遂封潘乡”还是“遂封藩乡”存在不确定性。
②既然番、潘、鄱、藩相，即使原碑文就是“潘国”和“潘乡”也有可能是藩国（乡）或鄱国（乡）
在古代文献中，确实是番、潘、鄱、藩相通。如宋代的潘美，《宋史职官志补正增订本》“太祖开宝四年六月，命同知广州藩美、尹崇珂充市舶使”。《白话精评宋史纪事本末》“公元986年，宋朝派曹彬、米信、田重进、藩美四路大军讨伐契丹”。
读《楚相孙叔敖碑》中知，碑文中使用通假字达二十余字。碑文中的“照”应是 “昭”，“五举”应为“伍举”，“霆坚”实为“庭坚”。
包山二号楚墓简牍“西与鄱君执疆”的鄱君之地，有学者推断在固始或固始之西。如果这一推断属实，结合“侯古堆墓”出土的“鄱子成周”之铭文，按照古音假借的通例潘或藩可作鄱。由此，即使《楚相孙叔敖碑》中原碑文中是“潘国”和“潘乡”或“藩国”和“藩乡”，也就不排除是“鄱国”和“鄱乡”的可能，且这种可能性比前者还在大。
③《楚相孙叔敖碑》有明显的不符史实和不合情理之处
第一、碑文中明显不符史实的主要有：
其一、碑文首句为“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而正史记载孙叔敖蒍氏，名敖，字孙叔。
其二、碑文中孙叔敖“生于季末，仕于灵王”，由楚庄王对孙叔敖之子加封。事实上，孙叔敖生活（约前630－前593）于楚庄王（前614年--591年在位）时期，楚灵王（前540-529年在位）是楚庄王之曾孙，孙叔敖不可能“仕于灵王”。
其三、碑文中说孙叔敖 “继高阳、重黎、五举、子文之统”。查《史记·楚世家》，“五举”应为“伍举”，伍举是康王、灵王时期的历史人物，而楚灵王为庄王之曾孙，明显伍举在孙叔敖之后。
第二、碑文中明显不合情理之处：
其一、碑文称 “固始令段君梦见孙君，则存其后……立石铭碑……临县一载”；而碑阴则是“期思长光视事一纪……五月辛卯，宜以存废，可立碑祀”。
按汉代万户以上为大县其长官称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其长官称长。如果期思就是固始，则同一时间的同一个县，不可能存在其长官既称长又称令的事；如果固始为期思县之潘乡（又名寝丘邑），而碑文中说的是“固始令”和“期思长”两者相矛盾。
其二、碑文说“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碑文后是“福佑期思”人，也就是固始令立碑“福佑期思”人。
其三、据资料：现固始之古番国，外城周长13.5公里，内城周长6.5公里。内外两城城墙墙基最宽处50米、高7米、顶宽30米不等。两城城墙底宽45—25米，高8—4米，顶宽17—13米不等。
郢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都城，其周长5.5公里，边长1.4公里，城垣高3-6米，宽15-20米，垣顶宽7-10米。
两相比较，固始之古番国比楚国都城郢城还要大。如果《楚相孙叔敖碑》所说孙叔敖之子受封之地在固始，则其固始（潘国或潘乡）“下湿墝埆，人所不贪”不合情理。也与现在有关“固始素有‘豫南明珠’之誉”不相符。
④《列子》、《吕氏春秋》、《史记》中孙叔敖之子封地在寝丘不是潘国
《列子•说符第八》：“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列子》约成书于前450至前375年。
《吕氏春秋•异宝》：“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作者秦国丞相吕不韦约公元前290-前237年人。
《韩非子•喻老》：“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韩非子约前281年-前233年人。
《史记•滑稽列传第六十六》：“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作者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人。
《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邱。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作者刘安约前179－前122人。
以上各书都说的是寝丘（或寝邱）而不是潘国。按《楚相孙叔敖碑》中的“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阙）而欲有赏，必於潘国”，应该潘国之称在孙叔敖未死之前已有。《列子》成书距孙叔敖死约200年，吕不韦和韩非子距孙叔敖死也仅300年左右，当时其地孙叔敖之子的封地“至今不失”，为什么他们的记载孙叔敖其子受封都是寝丘而不是潘国？潘乡（或称潘国）“即固始”出自于“期思长 (段)光视事一纪访问国中耆年旧齿”，距孙叔敖死近600多年，又无正史文献记载相佐证，显然《史记》、《吕氏春秋》的“寝丘”说可信度大于《楚相孙叔敖碑》的“潘乡”（或称潘国）说。
退而言之，即使孙叔敖死后到固始令段立孙叔敖碑时，固始曾经称潘乡（或潘国），那也是楚大夫潘崇、潘党等700年之后的事，自然将这潘乡（或称潘国）认定为潘氏的起源地不可信。
⑤潘君、潘子分别是楚灭潘国之前和之后的国君之说不可信
信阳、潢川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器有铭文中“番（潘）君”，固始出土番器铭文有 “鄱子成周”，史书上楚国有“潘子”、“潘子成”。
有学者认为，青铜器 “番君”即“潘君”是楚国灭潘国之前的“ 潘国之君”；“鄱子成周”中的“‘潘子’即番国之君”，是楚国灭亡潘国后的附属于楚国的潘国君。“成”是番国国君之名。
这样的解释其实并不符合史实。
第一、君不是并非天子的专用词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上有吴、楚交战，吴“获胡、沈之君”，这里胡、沈之君并不是没灭之前的胡、沈国之国君。
《说文•口部》“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白虎通》 “君者，羣也，羣下归心也。” 《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又凡有地者，皆曰君。”《仪礼·子夏传》“君，至尊也”，郑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孔安国·尚书序》“先君孔子，生于周末”。《吴越春秋》上有夫差对伍子胥说：“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谁当立？此计在君耳”。
由上看出，“君”虽基本字义有封帝王，但并非天子的专用词。现已出土的战国时期简文中的楚国封君 “鄱君”、“阳君”、“喜君”等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子”未必就是“小国之君”
查百度词典，“子”的基本字义其中有“古代对人的尊称；称老师或称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如：孔子，先秦诸子；还有“封建制度五等爵位的第四等：子爵”。
既然子有多义性，说明把文献史料中的“潘子”、“潘子臣”理解为是附属于楚国的番（潘）国君不确切。
⑶《左传春秋》的“获潘子臣”和《史记》上伐楚 “取番”并不能证明潘国在固始
①《左传春秋》记载表明吴“获潘子臣”当在新蔡附近
《左传春秋》载：定公六年(前504)“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郤”。
《驻马店地区交通志》：“繁阳关位于新蔡县城北15公里处的韩集……吴国太子终累在此大败楚军。”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03月第1版《中国历史大辞典》：“緐阳：一作繁阳或繁扬。春秋、战国楚邑。在今河南新蔡县北。《鄂君启节》铭文：自鄂往，庚緐阳。《左传》襄公四年（前569）：‘楚师为陈叛故，犹太在繁阳’；定公六年（前504）：‘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阳’，均即此”。
上述清楚记载，“获潘子臣”的是终累而不是夫差。吴先败楚水师，接着在新蔡北又败楚司马子期的陆军。固始县治到新蔡北直线距离近400里，可以推断楚水师之战当在淮河以北或新蔡附近。
②吴“获潘子臣”和 “取番”都在固始只是猜测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载；阖闾“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
“取番”之番地，唐代以来的诸多《史记》注释中在今江西鄱阳；王叔岷《史记斠证》卷40中说“《左》定六年《传》既称‘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又称‘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番’与‘繁’并音‘婆’，古字通用。史公所谓‘伐番’、‘取番’，盖指繁阳之败”；现在不少学者认定其地在固始。
那么，《左传春秋》“获潘子臣”与《史记》“取番”是不是在固始？
从《左传春秋》上看，定公六年(前504)四月，吴先“获潘子臣”接着又败楚将子期于“繁扬”。
如果《史记》上的“取番”指的就是《左传春秋》上的记载，当《左传春秋》上的吴“获潘子臣”和败子期于繁扬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则《史记》上的“取番”之地在繁扬不在固始；当《左传春秋》上的吴“获潘子臣”和楚败子期于繁扬不是同一时期同一区域时，由两记载中的“迁郢于郤”可以推断，《史记》上的“取番”之战指的是繁扬的败子期之战而非“获潘子臣”之战，自然其“取番”与“获潘子臣”无关。
如果《史记》上“取番”不是《左传春秋》中的记载，不论《左传春秋》上的吴“获潘子臣”和败子期是否是同一件事，《史记》上“取番”与“获潘子臣”都没有关系。
从作者时间上看，《左传春秋》作者是左丘明，公元前556（或前502年）～公元前451年。公元前504年，当其生于公元前556年52岁，当生于公元前502年也仅相距两年。《史记》作者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距公元前504年已是400年之上。说明《左传春秋》可信度要大。
由此也证明，有关学者的“《左传》作者改《史记》之‘夫差’为‘终累’，改‘番’为‘潘子臣’及‘繁扬’，其增‘令尹子西喜’”难以成立。
③终累就是夫差的的说法证据不足
关于《左传春秋》中的终累，西晋学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终累“终累, 阖庐子．夫差兄”。
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北齐门》条记：北齐门“昔齐景公女聘吴太子终累，阖庐长子，夫差兄也。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因号齐门”，注：终累《吴越春称》称太子波。
杨善群《孙子评传—孙武、孙膑、司光穰苴》中注 “吴太子终累为夫差之兄。《史记﹒吴世家》谓伐楚取番者是夫差，误。
魏昌著《楚国史》注“终累为夫差兄”。
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的“ 海隅山，在常熟……吴仲雍、周章、阖庐长子并葬于此”。
网上相关吴氏历代世系中，阖庐生三子“生三子：终累、夫差、子山”也佐证了终累不是夫差。
瞿秋白纪念馆编1991年1月第1版《瞿秋白研究》中，收录有吴之光《环溪与环川草堂查考》，文中说：“据金武祥《姬山考》：春秋吴王阖闾太子终累（夫差之兄）未立而亡，葬此。”
而吴王夫差墓，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乃葬吴王于秦余杭山卑犹。”《越绝书》：“秦余杭山者，越王栖吴夫差山也，去县五十里。夫差冢，在犹亭西卑犹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七里。”宋范成大《吴郡志》上说：“吴王夫差墓，在阳山。”
上述表明，终累不是夫差。说明司马贞《史记索隐》的终累“为夫差，当谓名异而一人耳”和“此言番，番音潘……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不可信。
也有持夫差就是终累观点的学者认为，终累仅见于《左传》定公六年（前504），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夫差在定公六年（前504）和定公十四年（前496年)都有记载；《吴越春秋》虽有“是时太子亦病而死”，但其吴“复谋伐齐”的事，《左传》和《史记》“中未有阖闾时期吴与齐国发生战争且吴国获齐女为质的记载”，因而对“齐子使女为质于吴”和“终累败楚舟师”值得怀疑。
事实上，阖闾“复谋伐齐，齐子使女为质于吴”，不仅见于《吴越春秋》，更早见于《孟子·离娄章句上》，其中记载“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西汉刘向（约前77—前6年）撰《说苑·权谋》“齐景公以其子妻阖庐”。约公元40年前后在世的东汉袁康《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齐门，阖庐（闾）伐齐，大克，取齐王女为质子，为造齐门”。唐代陆广微撰《吴地记》：齐门北“昔齐景公女聘吴太子终累，阖闾长子、夫差兄也。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因号齐门”。
关于齐女的墓地，《吴越春秋》、《越绝书》、《招真治碑记》、《吴地记》、《太平寰宇记》、周公太编著《常熟文物胜迹》等都有记载。虽各记载表述上有差异，但上述说明齐景公以女为质嫁于吴是可信的。
另外，《左传春秋》有“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 “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 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虽然《史记》中阖闾的儿子不见有终累，但《史记·伍子胥传》也有 “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之记载。因此，以终累仅见于《左传》而不见于《史记》对其的存在怀疑理由并不充分。
《史记》记载上阖闾之子既没有终累又没有子山，公元前504年的吴楚之战中也没有潘子臣。如果仅以《史记》不见记载而对他们的存在进行否定，那《史记·伍子胥传》中的“诸公子争立”又该如何解释呢？在认定番国与固始时又将潘子臣列为了番国的大夫，这不是自相矛盾了。
⑷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于固始值得怀疑
①从地理位置上看季孙食采于固始不存在可能
1978年春发现的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城关的古故城被定为番国故城遗址，2001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学者以番、潘相通，得出了“番国，即潘国”的结论。
然而，我们注意，固始没有曾经设为潘国的记载。《嘉靖固始县志•沿革志》载：“固始县地在昔黄帝受命披散山通道，南至于江乃在江北为南境，高阳氏封子庭坚与安（商城有安陂城），复分蓼（蓼音六县北八十里有蓼城冈），鲁孙陆终封于黄城（商城）。帝喾创九州为扬州域，唐虞夏殷皆因之，周兴属荆州，封周公子伯龄于蒋（期思镇古蒋乡也），春秋为蓼、蒋、黄三国地，襄王四年（楚成公二十四年）楚人灭黄，三十年（楚穆公四年）灭蓼，顷王二年（楚穆公九年）灭蒋，其地入楚封大夫，复遂于蒋为期思公，战国属楚。庄王以其地封孙叔敖之子侨，是为寝丘（寝子朕切沈也）。楚汉间，项羽封布英为九江王都六，固始皆其地也，汉高祖五年，布灭封贲赫为期思候，始置寝、期思，两县属汝南郡。光武建武二年封臧宫为期思候，三年，改寝为固始县，封季通为候。”
《读史方舆纪要·光州》“固始”一条记载：固始县“春秋时蓼国地，后灭于楚，谓之寝县。汉亦置寝县，属汝南郡，后汉初改日固始”。
《水经注·颍水》：颍水“又东南径鲷阳城北，又东径邸乡城北，又东径固始县故城北。《地理志》：县，故寝也。寝丘在南，故藉丘名县矣”。古鲷阳城在今监泉县鲷城集。
《水经注·决水》：决水自县（安丰县，治所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西北流，径蓼县故城东，又径其北，汉高帝六年，封孔藂为侯国，世谓西北流，径蓼县故城东，又径其北，汉高帝六年，封孔藂为侯国，世谓之史水……灌水东北径蓼县故城西，而北注决水，故《地理志》曰：决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至蓼入决。
史河即决河，说明古蓼国在今固始县境。虽《嘉靖固始县志•形勝志》引《楚相孙叔敖碑》有“固始古潘国下湿墝埆”，但在《嘉靖固始县志•沿革志》从“黄帝受命”到后汉光武皇帝建武三年（58年）“改寝为固始县”的沿革中并没有固始曾经设为潘国的记载，现也没有发现有其它固始何时设过“潘国”的记录。由此，“潘国”即今固始的说法值得怀疑。
②从当时的社会制度看季孙受封于固始不存在可能
吕双波主编《历史常识知道点·周朝的地方官制》：“《左传·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就是说周天子以嫡长子的身份为王，众子弟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士。这些奴隶主贵族，由于和周天子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形成严格的等级。所谓“卿”，“大夫”，“士”，实际上是一族之长……这种等级制和宗法制的相互结合，是西周奴隶制国家体制的重要特征。”
《中国名物大典（下）》：“食采：古诸侯分封给卿、大夫世禄的地邑。”
毕公高受封于毕国是不争之事实。由前面已知，现固始之地在西周、春秋时为蒋国、蓼国之区域，而毕国、蓼国、蒋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诸侯国。季孙作为毕公高的庶子，其食采不可能在毕国700 公里之外的蓼、蒋国一带。
毕公高虽为文、武、成、康四朝老臣,《史记· 魏世家》记载到毕万之前 “其後绝封，为庶人”。既然毕公高 “其後绝封”，毫无疑问也包括了其子季孙在内，说明季孙只是得到 “诸侯（其父毕公高）分封给”的地邑，这也与相关文献的季孙“食采”之说相吻合。
上述说明，从当时的社会制度看，季孙不可能食采于因始，更不会受封于固始。
⑸潘国亡，国君权涌“要潘国臣民世代以潘为姓”之说不可信
楚国时，潘国有国君权涌不见于历史记载。由前面已知，固始县“其地于周初为蓼国”。《史记•楚世家》清楚记载：成王四十六年，潘崇时任楚穆王老师 。成王死，“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公元前622年），灭六、蓼。”既然固始之蓼国是在潘崇为太师之后为楚国所灭，明显“公元673年，楚国军队进攻潘国（今固始县境）”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由此可知，无力抵挡的潘国国君权涌“要潘国臣民世代以潘为姓”之说不可信。
六、余后思考
1、姬姓潘氏说可信度高，其最初起源地在咸阳---长安附近可能性大
综上所述，芈姓潘氏说、姚（舜）姓潘氏说、炎帝姜姓潘氏说、殷契潘氏说疑点多，证据不足，也缺乏依据可佐证，又明显有不符文献史料记载。姬姓潘氏说虽季孙采食于咸阳---长安附近的地点不祥，但源流清楚，也有相关史料相辅证，故可信度高；季孙随父到荥阳有可能，但应在季孙采食于毕国之后；固始说、怀来县古潘邑说难以成立。由此，潘氏起源多元说也不符合潘氏起源之实际。
2、不能因家谱有差错而全盘否定，但也不能因家谱记载而唯谱即是
从前面看出，芈姓潘氏说、炎帝潘氏说、姬姓潘氏说都将潘安列为了本支的名人中。客观事实表明，祖先只能一个不可兼容。
宋代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盛行，以至遍及各个家族，而过去编写族谱，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经济文化落后、宗族往来少，仅凭记忆或传说修撰完成，难免会使出现错误。
唐代之前家谱具有“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社会政治功能，选官、婚姻、人际交往都要看门第，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郑樵《通志·氏族略》就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样的大环境下，助长了一些族谱记载的失实。有的为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有意或无意将本非嫡支的历史名人加在了自己的家谱之中，难免出现一些族谱的记载失实。
正因为如此，南宋文天祥就曾经说过族谱“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氏族相传之讹》中指出：“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
由此，对待家谱，既不能因其中有疑点和差错而全盘否定，也不能因家谱记载而唯谱即是。
3、姓氏潘与地名潘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容否定，很多带“潘”字的古地名因潘氏有其名，如：四川省的古潘州因吐蕃首领“潘罗支而得名”，广东省的古潘州以“晋道士潘茂名为称”，现在的一些潘寨或潘村也是因有潘氏居住过而有其名。但有的与潘氏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如：江苏省的搬经镇原名潘泾，因潘泾河而得名；唐代的潘水县（位现广东境内）以潘水名；甘肃的古潘原县汉“阴槃县地” ，唐“天宝元年(742)八月改为潘原县，以县东有潘口谷为名”；前面已说过西汉设置潘县因“泉水盘旋外溢”而得名。因此，姓氏潘与地名潘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将带有“潘”字的地名与潘氏混淆，或者将古地名之潘附会为潘氏起源，都是不可取的。黄帝不姓黄，周文王不姓，周室肇基之地在歧山不姓歧也左证了这一点。
4、在尚未得到实证支持的情况下，以番、鄱、潘相通解释历史上的番、鄱与潘氏关系不合情理
据朱汉国、刘军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教师教学用书·七年级·（下册）·姓氏的由来》：“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嬴等等”，“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采地分封诸侠。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厂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
雅瑟、陈艳军编著《中华民俗知识全知道·我国姓氏习俗趣话》也有上面相同的说法。
上述说明，姓氏的产生有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
据资料介绍，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可识别的2000多个金文字中有“
”（番）字。
潘：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21中说“
”（潘）“古鉩作
”。张福林编《汉刻石图辑·汉潘氏砖》中有“
”（潘）。陈建贡、徐敏编《简牍帛书字典》中，写法上汉帛书“
”，居延“
”，隶辨 “
”。
番：陈建贡、徐敏编《简牍帛书字典》中写法上，信阳楚简“
”， 汉帛书“
”，居延“
”，隶辨“
”。
鄱：张守中撰《包山楚简文字编》中，写法为“
”、“
”、“
”。
虽然古代文献中潘、鄱、番等通用，但地名作为表称地点的文化符号，包藏了诸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元代翰林学士元明善撰写有《汉番君庙碑》，我们不可能因番潘相通把《汉番君庙碑》说成是《汉潘君庙碑》；明代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我们也不会因番潘相通将《西洋番国志》说成是《西洋潘国志》。前面提到的《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鄱君国”也不可说成是“潘君国”。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出版《书法丛刊 第十一辑》，收录有1965年新疆吐鲁番安加勒克故城出土晋写本《吴志·吴主传》，其中有“三月，潘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对照现在看到的唐宋之诸书《三国志·吴志·吴主传》的“三月，鄱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 据文章介绍，东晋著名的历史学家虞预(约285—340)的《会稽典录》中也将“鄱阳”写为“潘阳”。不难发现，“鄱阳”在晋代时也写作“潘阳”，但从现在的角度讲，我们不可能把“鄱阳”说成是“潘阳”。
阮元《积古济钟鼎彝器款识 1-4册》卷四《番君鼎》中注“番有二国。路史国名纪商氏后有番国亦作鄱御姓。史夫差取番今饶之番阳。又：周氏武王之穆有潘国亦作番。魏王地记云下洛城西南四十潘城是，此番君未知何国。路史又有虞氏后番国字字从米从田，汉属属鲁国或即是歟”
因此，在尚未得到实证支持的情况下，以番、鄱、潘相通去解释历史上潘、鄱、番关系不合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