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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原人口再次南迁与湘中经济的发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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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动乱,伴随而来的是移民潮的兴起。西晋永嘉之乱,形成了第一次中原人口南迁高潮;唐末五代战乱,再次把大批北方人推向南方;北宋靖康之难及宋室南渡,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移民高潮。

湖南境内很早以来就是移民的落脚地之一,特别是隋唐几百年间,湖南经济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湘中、湘北地区开始成为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北方移民往往就寓居在这样的地方。五代时有廖氏家族迁到湖南衡山,宋代“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南寓武陵。”到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每逢一朝代交替之际,流寓湖湘的士人、家族总是不绝如缕,促使湖湘地区的人口结构、教育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宋元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盛于历代,行省制度始于元代,城市商业化已成定局;北宋前期,政治较为稳定,但却一直潜伏着“积贫积弱”的危机,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国力不支,面对北方辽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的攻击束手无策。于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变革思潮迭起,先后有仁宗时的庆历新政,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企图挽救北宋王朝日益加深的危机,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宋徽宗时蔡京等奸臣乱政,政治黑暗,民不聊生。l126年(钦宗靖康二年),在强大的金军的攻击下,徽、钦二宗被俘,生存了100多年的北宋王朝终于在金军的铁蹄下覆亡。紧接着,康王赵构宣布即位,建立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

北方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不堪金朝贵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纷纷举起了反抗大旗,有的被迫举家举族迁移,涌向南方,归于南宋。南宋之际,湖南地区相对北方来说,虽然破坏较小,但在溃兵、土匪的骚扰下,损失仍然惨重。突出表现在人口锐减,户数已由l102年(北宋崇宁元年)的l19万减少到l162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的96万。李纲在绍兴(l131一l162)年间曾作诗记述湖南当时的情况:

“亿昔湖南全盛日,郡邑乡村尽充实。连年兵火人烟稀,田野荆榛气萧瑟……上户逃移下户死,人口凋零十无八。”

地广人稀的湖南地区正是北方移民的好去所。据史载,“靖康之难”迫使北方千百万人离开家园,南下寻求新的住所、新的生活,出现了“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的悲壮景象。这批人大多流寓在“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的荆湖、两浙等地。湖南的洞庭湖区、湘江中下游等平原、河谷地带,土地广袤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因此这些地区更成为北方移民理想的移居地。像前引《夷坚志》载西北士大夫多携家南寓武陵就是证明。以潭州为中心的湘中地区,五代以来已完全奠定了其在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的地位,因此也吸引着大批北方移民,成为移民聚居区。

南宋初,湖南地区人口锐减,到l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仅96万户,但60年后即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湖南的户数达到125万余户,是湖南在两宋文献记载中的最高数额。在这几十年中,湖南户数大幅度地增长,其中湖滨诸州如潭州增长最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由于政局趋于稳定,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使人口自然增殖外,北方人口大量迁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就宋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看,劳动人口的增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宋初接唐末五代残破之余,南宋又接两宋之际大规模的战乱,局面依然是地旷人稀、亟待开发。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垦田数,976年(太宗开宝九年)为295.232万顷60亩,1021年(真宗天禧五年)达到524.7584万顷。40多年间,垦田面积增长了近80%。与此同时,人口增长更快,1021年全国人户为867.7677万户,比976年的309.0504万户增长了180%。可见,垦田同户口是一样不断增长的,劳动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是推动垦田面积扩大的最根本因素。

湖南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促使荒田的开垦和生产的发展。据记载:宋真宗以前,湖南地区近水良田悉已开垦,而水力不及之处,则大多荒芜。后来官府提倡种植山田,农民从湖北买回粟米种植,“由是山田悉垦”。999年(咸平二年)李允则知潭州时,“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因水力不及,一委之榛莽”。允则果断废除“潭州三税”,即马氏楚国之地税,潘美之屋税、牛税,并作出规定,赋租“并纳粟米、杆草”,鼓励开垦山地种植粟米等旱类作物。自此,“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

南宋中原人口的到来,对湖南和以潭州为中心的湘中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两宋交替之际的潭州一带,十室九空,极目灰烬,“有屋无壁”,经济亟待恢复。人口的增长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中原人口南迁对湖南和湘中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稻、麦两作制的推广。麦原来以北方为主要栽培区,唐至北宋逐渐推广到江南,但真正发展起来则是在南宋。因为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带来了面食习惯,一时间对小麦的需求量迅速上升,价格上扬,刺激了湖南农村种麦的积极性。加上宋政府历来倡导南北粮食品种交叉种植以备荒灾之年,劝南方各州广种二麦,也加速了麦的推广。如 l172年(乾道七年),江西、湖南灾伤,百姓缺粮,朝廷诏令“逐路监司守臣劝谕人户广种二麦,以备水旱”。史载:“建炎(l127年)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干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细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竟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中原人口南迁,劳动力增加,对促进当时湘中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点。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说,荆湖、江南与两浙有大批良田无人可耕,地有遗利,而中原南渡之人,人有余力。如果“使流寓失业之人,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以资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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