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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的重要人物——潘汉年 (2)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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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沈寿亚终于引起了吴开先的注意,被安排到组织部做登记工作。不久,踏实肯干的沈寿亚得到上司的进一步重用,让他负责专门登记共产党员中秘密自首分子的工作。在登记过程中,沈寿亚及时地将自首分子的姓名报告中共情报部门,这对中共清除这些败类很有帮助。问题又出现了,自首分子在登记时,时而报真实姓名,时而报曾用化名,这无形中就为中共情报工作设置了障碍。有鉴于此,潘汉年又指示沈寿亚寻找适当时机向吴开先建议改进登记工作,要求自首分子在登记时贴上他们的照片,并填写清楚真实姓名和曾用化名。后来,沈寿亚抓住CC特务们执行任务中的一次失误而成功地向吴开先建议改进了登记工作。这样,他不仅能够及时掌握叛徒秘密自首的详细情况,必要时还可以提供照片。这就为中共保卫机关惩处叛徒提供了方便,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潘汉年在租借巡捕房和国民党市党部培植内线的同时,也积极寻找机会将情报触角伸入国民党的另一个反共机构——吴醒亚控制的社会局。在打开社会局的缺口时,利用反共分子吴汉祺,是潘汉年情报工作的又一着妙棋。

  吴汉祺,大革命时代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吴醒亚属下的一名专职情报人员。他除了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外,还搜集国民党CC派故意编造出来的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情报。由于潘汉年以前认识吴汉祺,于是打算把他发展成为特科在社会局的耳目,但是吴汉祺也知道潘汉年的底细,因此,潘汉年不便直接与吴汉祺接触。恰巧,潘汉年的助手欧阳新在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时与吴汉祺也有交往,此时外界传言陈友仁正在上海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独裁政策。潘汉年便派欧阳新以中国社会民主党骨干的身份与吴汉祺接触,骗取他的信任。由于欧阳新的“特殊”身份,吴汉祺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和欧阳新这样一位在中国社会民主党内掌握实权的人物搭上关系,既可获得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情报,从而去吴醒亚那里邀功请赏,又可通过为欧阳新提供其所需的中共情报而获得额外收入。一举两得的事情,吴汉祺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欧阳新和吴汉祺很快就找到了双方的合作点,互换双方所需情报。

  潘汉年把吴汉祺争取过来时是在向忠发被捕引渡之后。当时,中央指示潘汉年搞清被引渡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向忠发的情况。于是,潘汉年授意欧阳新,要其告诉吴、徐收集向忠发的情况,尤其是他的口供笔录以及其中涉及的中共活动的情报,并让欧阳新预先付给吴汉祺一笔丰厚的见面礼,还承诺事成之后付给二人巨额酬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潘汉年很快就从吴、徐二人那儿得到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并且吃惊地发现向忠发已叛变,这就为中央正确处理向忠发事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反共分子吴汉祺不可久用,过了一段时间,便与欧阳新商议借机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隐蔽战线上如鱼得水

  无论是镇压王斌,还是在敌特机关培植内线耳目,这些活动相对于潘汉年在中央特科的全部工作来说只是冰山一角。

  1931年夏,文坛骁将潘汉年挑起中央特科的领导重担,他没有辜负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迅速扭转了因顾顺章叛变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把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为了更有效地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潘汉年还把许多社会名流如杨度、王绍鏊、胡鄂公、董健吾等纳入特科的情报网络,昔日的文坛战友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也重新与潘汉年战斗在情报战线上,一个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络悄无声息地编织起来了。

  在建立广泛情报网络的同时,为了应对变幻莫测的突发事件,潘汉年还经常变换身份,亲临一线。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短装工人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乘坐小汽车,出入于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以步当车,悄悄地在街头巷尾出现。总之,在转入情报系统这条隐蔽战线后,潘汉年在常人眼中就成为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尤其是他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更凸显出他作为一名情报特工人员所具备的优良素质。关于这一点,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有记录为证: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哆嗦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从1931年夏到1933年夏,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了整整两年,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情报,也为党的情报事业开辟了新的航向。但是,潘汉年的出色工作并不能力挽革命局面于狂澜,上海的秘密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将党的领导骨干分子撤离上海。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逮捕了“左翼”文化人士丁玲和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由于二人均与潘汉年熟识,为防不测,中央要求潘汉年迅速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潘汉年离开了他曾经战斗过的上海,依依不舍地踏上了通向中央苏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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