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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的重要人物——潘汉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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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传奇色彩的情报特工人员。从1931年起,潘汉年转入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生涯。在此期间,他先后在中央特科、中央社会部、中共华南局、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等部门主管情报工作,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光辉业绩。笔者搜集了相关资料,来对1931—1933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时的潘汉年作一简单介绍。

  杀一儆百,枪响闹市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这对中央领导机关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身为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不仅知道党的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道中央机关以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因此,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直接负责。陈云为一把手,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及营救、安抚等项工作;康生为二把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等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

  在顾顺章叛变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上海的敌特机关因暂时的得手而得意忘形,反共气焰十分嚣张,这就极不利于中共在上海革命活动的开展。为了显示革命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正在进行有效的斗争,中央特科决心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敌特机关的首恶分子,从而起到长革命者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的作用。

  任务一经确定,潘汉年领导的二科就开始认真调查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协助以“红队”为主干的三科制订周详的行动方案。刚刚接手情报科的潘汉年对上海敌情不甚了解,于是找来他的助手刘鼎共商此事。刘鼎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对上海的敌情比较熟悉,他将上海租界巡捕房的一些警探头目向潘汉年作了大致介绍,但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如日常行止、生活习惯、住处等等,也不很清楚,而且短时间内也很难查明。最终,潘、刘决定从淞沪警备司令部中,选一名专任破坏中共地下活动的死硬分子开刀,并立即开始分头调查。

  事有凑巧。有一天,刘鼎经过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馆时,看见橱窗里陈列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官员们的合影。当他的视线掠过照片时,猛然辨认出其中的一人,即淞沪警备司令部现任督察长王斌。那时,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的总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再办理引渡手续,而王斌就是专门负责办理引渡手续的承办人。对这样一个敌特人员予以镇压,必将对国民党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于是,刘鼎向潘汉年建议:就选王斌。在获得潘汉年的认可并报中央批准后,镇压王斌的计划遂有条不紊地展开。

  对潘汉年等人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如何获知王斌的住址、出入路线及日常行踪。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潘汉年由国民党当局查禁革命的书刊,想起他曾听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说起过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禁发的书刊,一些书店老板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市党部的有关人员。于是,潘汉年找到张、沈二人,果然从他们那儿获知了王斌的住址、电话号码及其他一些情况。接下来,潘汉年又侦察到王斌每天从其住宅的后门乘坐黄包车出入。最后,潘汉年将王斌的一切情况汇报给负责执行任务的三科。经过反复勘察,三科人员最后选定英、法租界毗连处的龙门路作为击毙王斌的场所,因为此处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连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街道窄且短,往来车辆、行人极多,拥挤不堪。这种状况非常有利于执行人员藏身,完成任务后又易于混入人群撤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天中午,龙门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在一片嘈杂声中,一辆装饰讲究的黄包车急匆匆地穿行在杂乱的人群之中,身着西装的王斌气定神闲地坐在车上。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弄堂内窜出一个人,他迅速攀住黄包车的后沿,举起手中短枪对准王斌头部,“砰”的一声,王斌迅即毙命。没等周围的人们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执行任务的三科狙击手就趁乱安全地撤离了现场。

  自然,王斌被杀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记者们对王斌事件大肆渲染,把狙击手说得神乎其神。毫无疑问,此次事件引起租界巡捕房的高级华人警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的反共分子、国民党特务以及中共叛徒的极大恐慌,他们再也不敢那么嚣张和肆意妄为了,这就为上海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

  情报触角的延伸

  对于潘汉年领导的二科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并非镇压敌特分子,而是侦察敌情和收集情报。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在仔细分析了上海的形势后,潘汉年认为获取情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巡捕房、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要害部门内培植耳目或内线,从而达到扩大情报来源的目的。经过潘汉年的细心谋划,这些部门中的赵子柏、沈寿亚、吴汉祺等人都曾经为中央特科所利用,发挥了特科人员所起不了的作用。

  赵子柏,行伍出身,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凭借一身好武艺,在法租界混得了一个探长的职务。加上赵子柏与上海帮会有密切联系,比较看重义气。潘汉年在认真分析了赵子柏的特点后,认为该人能为特科所用。但是,如何把赵子柏争取过来呢?潘汉年很快就了解到,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里有一位女干部黄慕兰和一位陈姓律师走得很近,而陈律师又认识赵子柏。于是,潘汉年报请中央将黄慕兰调到属下工作,让她通过陈律师去接近赵子柏,争取赵子柏作为特科在巡捕房内的耳目,为保卫机关的情报工作服务。

  当陈律师将黄慕兰介绍给赵子柏时,赵子柏马上就被清新脱俗的黄慕兰所吸引,主动递上名片,并且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黄慕兰,黄慕兰意识到自己将要扮演的是一位不好演的角色。此后,黄慕兰机智而得体地与赵子柏周旋,最终使得赵子柏频频向黄慕兰表示:愿意为中共情报系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在潘汉年想办法进一步试探赵子柏的实际态度时,突然发生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事件。

  中央紧急要求特科立即查清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接到中央指示后,潘汉年即刻找到黄慕兰,要她委托赵子柏探听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和向巡捕房疏通,阻止国民党当局的引渡,并向赵子柏许诺重金酬谢。赵子柏接到任务后,马上在巡捕房内积极活动起来,很快搞清了向忠发被捕的经过,同时,巡捕房也答应在国民党当局引渡向忠发时从中作梗。然而,巡捕房的大小头目包括赵子柏在内并不知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当国民党当局强硬地要求引渡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时,巡捕房哪敢怠慢,立马乖乖地把向忠发交给了国民党。这样,潘汉年行贿营救向忠发的计划流产了。即使如此,为了让赵子柏在今后的工作中听从特科的指挥,潘汉年仍通过黄慕兰付给赵子柏一笔可观的酬金;然后,潘汉年正式与赵子柏谈话,让他充当特科在巡捕房的内线,随时向我们提供有关情报,约定每月付给他比在巡捕房所得的薪水高得多的酬金。如遇到极其重要的情报,还另外重酬。赵子柏欣然允诺了。此后,赵子柏不时地向中共情报系统报告其提前获悉的情报,成为中央特科安装在巡捕房的一个微型监视器。

  沈寿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吴开先的文书,在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左派有过关系,“四一二”政变后,慑于敌人的淫威,沈寿亚投靠到吴开先门下。他当时既无决心跟共产党闹革命,也不愿反对共产党,只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自然得不到吴开先的器重。虽说目前沈寿亚的职位不高,但具有发掘潜力,可以争取过来。于是潘汉年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先与沈寿亚联系上,对其进行政治启迪,并让他长期隐蔽下来,获得吴开先的信任,最终能够进入吴开先的核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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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帖辛苦了,了解了,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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