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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的速度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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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徽州】大阜潘祠：江南潘氏守望的圣殿http://blog.sina.com.cn/s/blog_a30e8c210102wi9e.html

    关于为何尊潘崇为得姓始祖的一点浅见（作者 潘京）
    目前国内外的潘氏家谱，多以“荥阳正派”作为源远流长的标志。然而追本溯源，却有毫不相同的三种说法。其一为来自毕公高之子季孙公说，即季孙公采邑于潘，后国灭，遂以国名为姓；二是姚姓说，指舜时有潘国（在今北京东北），国灭迁陕，有潘地，后得名；三为芈姓说，指得姓源出楚国大夫潘崇。这三种说法，各有依据，似都成理，但审慎推论，笔者以为，至少在目前而言，尊楚大夫潘崇为得姓始祖，是较为合宜的。
关于姓的出现，笔者赞同其开始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学界观点，因为在“群婚”时代，姓氏产生还缺乏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只有“偶婚”出现后，为了优生优育，才有了“以别婚姻”设立姓氏的需要。而这一时期，应该对应在炎黄部落兴盛的前后阶段。据《史记 五帝本纪第一》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显然，黄帝“姓公孙”，不仅与同为少典氏之子的炎帝“姜姓”不同，且与其姬姓不同，即便有渊源，也应属于“姬姓”的一个分支。如公孙的姓源，即来自黄帝。从史记撰述的黄帝世系来看，他的二十五子中只有一半多有姓，那其他人又是什么情况呢？笔者认为，能拥有姓，是一种实力和荣誉的象征，他们有的有突出才能，有的跟随黄帝进行征伐、治理国家，因而具有吸引和壮大部族的号召力，而有的则碌碌无为，无法吸引追随者而成为普通的社会一员，以致最终与得姓无缘、默默无闻。所以，那些获得了姓的，应该是有一定影响力，有自己部落，较为强大的黄帝子嗣，只有这样，“姓”别通婚、优生优育以利于部族繁衍，才会成为切实需要。
          本着这样的认识，单以舜的家世进行爬梳，即可得到客观印证。如史记称：“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由此可见，从舜之父瞽叟到穷蝉，数代人因为不够条件，均没有得姓；因此，舜成为帝后，自己的部落即为“有虞”；而参照同为姬姓的黄帝部落，则为“有熊”，喾的氏为“高辛”，尧的则为“陶唐”，等等。
           当然，作为缺乏系统文字记载的夏商周三代，正如一切都还在襁褓期、处于酝酿过程中的事物一样，由于受生产力水平低的限制，加之社会结构并不稳定，姓也还处于一个缓慢的形成期之中，也正因如此，才造成了如今我国诸多姓氏在逐本探源时，存在诸多分歧。
           那么，对于“毕公高之子季孙公得姓说”和“姚姓说”这两个观点，笔者为何难以认同呢？原因在于，两种说法均“以国得名”或“以地得名”，而这个“国”与“地”，缺乏史实佐证。很多研究潘姓来源的学者认为，“季孙公得姓说”和“姚姓说”都以“潘国”和“食采于潘地”作为潘姓得名的根据，可事实上却并不站得住脚。因为古代的得姓，最初总是以图腾而来，如姜姓，姬姓，有了姓姬、姓姜的人的聚集，才有了姜水、姬水，而并非是有了姜水、姬水之后，才产生了姓。所以，无论“季孙公得姓说”还是“姚姓说”，这种以纪念国家而得姓的说法，仅从说法上便很值得商榷。同时，既然毕公高封于毕原，有潘国，那就应该有据可查，有出土文物可以印证，然而经笔者花费多日查阅《咸阳地名志》、《文物志》、《西安府志》、《兴平县志》、《杨凌》、《三原》、《礼泉》、《泾阳》诸志，却未见有任何潘国的记载；另外，毕公高所封的毕原，在唐以前并不叫毕原，而是有人根据《周书》的一句话，附会改作了毕原，其后，毕原又多次被改名（如石勒时代被改为石安原），在笔者看来，如果毕原就是当时潘国（或潘地）遗址的大致位置，那么至少会在地名、出土文物，甲骨文、石鼓文等方面留有蛛丝马迹，可是，笔者经过实地走访，不仅在毕原（今作咸阳原）一带未有一村一地名“潘”，甚至姓氏亦为少见，更别说文物了。相反，有史书记载的，也曾在毕原之上存在过的古程国却是非常清楚的存在，不仅有遗址、文物出土，甚至翻阅程氏家谱亦能相互映衬；再有如古戈国，也在附近存在过，目前也均有遗址和文物均有出土，甚至时至今日，当地还有非常稳定且具有久远居住史的戈姓人群。因此，究竟有没有毕公高所封的潘国或舜时的潘地，至少在实地考察和查阅大量资料后，笔者无法证实。
不过，也有人指出：潘国虽不在陕西，但是在河南是一定的。但这也毫无根据。查阅周封“中原百国”资料，并未有潘国一说，却只有番国。该国的位置主要在今天温县、信阳以及固始一带。一些研究者之所以认为有潘国，就因认为“番，也作潘”、认定番是潘的异体字，从而推定番国就是潘国，这种想当然的推断无非谬误罢了。事实上，潘与番并不是一回事。据史书记载，番国国君为已姓，是祝融八姓之一的昆吾之后，与楚国同源，后《史记楚世家》载：“吴复伐杨，取番”。其中，杨即杨国，番即番国；而持有“毕公季孙说”观点的人们往往指出，毕公高之子季孙公“至荥阳，有潘邑，后迁固始为潘国”，难道一个固始，竟同时或先后有一个潘国和一个番国？且从目前所能查阅的文献笔者了解到，番国故城遗址早已被发掘，并无任何信息与“潘”相关。《吴太伯世家》记载，“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此时的番国，就是潘崇帮助商臣成为楚穆王灭掉蓼国后而扶持起来的一个小国，倘若番通潘，而番国被吴灭国后，潘姓遂以国名，那么早于楚昭王很久的潘崇之姓又从何而来？？还有，作为独立的一个姓氏，番也并不同潘，史籍中记载，汉代的番係，便是河东太守（见史记河渠书），并非潘係。
             同样，就“姚姓”的潘都与潘地之说，笔者也很诧异，因为周时如有潘国，而在帝舜时还有潘国，且潘国又是被灭后由北京西北迁至陕西的，名为潘地，那在《西安府志》中，好歹都应有片言只语提及，不可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在府志中的相关章节，笔者从未见此地名。故对姚姓说法，在三皇五帝尚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到底有没有潘国之潘地，我觉得应该从未来考古发现去做判定，不过仅就目前而言，尚缺乏有力的依据。
            当然，很多人关于潘姓的来源，会以《姓簒》为凭，但该书却颇有些不靠谱。如该书说：“卫大夫有县潘氏”，也就是说，卫国大夫有叫县潘氏的，把“县潘”当做了一个复姓。这一点，被后来清代的研究者章履仁抓住了，他在《姓史人物考》中指出，并没有“县潘”这个姓氏，这个姓，是《姓簒》的作者依“卫大夫柳庄卒，君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一文来的，是一种讹误，因为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是裘氏邑名，潘氏乃县名也”。 此外还有，《元和姓纂》载，“毕万封魏，支孙食采潘为氏，又藩氏”。这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甚至造成了今天藩与潘互混的谬误。毕万是周文王十五子毕公高之后，后代被封在魏，遂成为魏姓得姓始祖，此书又说毕万支孙食采于潘，再生出一个潘氏与藩氏，纯为缺乏依据的唐突之辞，而这种谬误，至今还在延续，有书称藩姓是因与潘姓字形相近得来，真是让人费解，要知道，自汉至清之至今，姓藩者见于史籍不是一处两处，这种说法太过牵强。
            正是由于在历史记载和实证两方面笔者都无法认同于“得姓毕公高之季孙公说”和“姚姓说”，故而作权宜论，尊奉楚大夫潘崇为得姓始祖，不可谓不明智。因为潘姓得自芈姓衍化是事实，且潘崇之后的脉络发展清楚、稳定、有序；如潘崇后有潘党，后又有潘乾，有潘岳，有潘美、潘季驯等等，数千年宗族在神州大地上播衍，早已蔚然大观，所以尊来有据；尽管有人会认为晋之潘父也姓潘，且早于潘崇近百年，但是潘父的前承后继在哪里？今天有谁可以站出来说，他有证据证明他的源头归于潘父？在笔者看来，一个姓氏的产生不必在乎早晚，研究者也不必拘泥于非要追到尚不掌握、难以确认的历史年代的某个细节，因为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姓氏也是从开端到不稳定再到稳定，其形成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枝节，很多变数，但稳定期，却是明晰可见的；如此，在没有更新的历史文献及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尊历史记载详实且迭代清晰的人物为得姓始祖未为不可——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只要看看现存的潘乾碑、潘智昭墓志铭等记载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古时的潘姓后人，在尊奉祖宗源头的看法上，应该是和今天笔者的认识不谋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