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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c - 2010/7/16 12:51:00
潘世恩(公元1770-1854年),道光十三年至三十年(1833-1850年),先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任职前后长达17年。潘世恩为人正直,端方勤慎,外柔内刚,当年权臣和珅屡次呼他,就是不上贼船;他曾反对在黑龙江增屯毁牧,主张严肃整顿漕河积弊,支持林则徐因时制宜处理“洋务”,曾极力引荐林则徐、姚莹、邵懿辰、冯桂芬等人才。他富贵长寿,享尽人间荣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人称“四朝元老”。

    苏州“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在这里,潘氏家族称得上是著名的煊赫大姓。潘氏有“富潘”和“贵潘”之分,富潘以经商致富,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清同治年间,李鸿章抚苏时曾为潘祖荫所属的“贵潘”家族题匾曰:“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潘氏家族在清廷六部九卿百官(文官)都有人做过官,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

    吴县潘氏先世为中原人,唐代有潘逢时为歙州刺史,因“居官有惠政,秩满,父老攀留,遂家于歙”。“贵潘”中最显贵者当属潘世恩(1770~1854),兼负状元宰辅和四朝元老之荣。潘世恩六世祖潘仲兰自明代起南迁,落籍素享“风土清嘉、人文彬蔚”之誉的苏州。

    潘世恩初名世辅,字槐堂,号芝轩,别署思补老人。传说他出生前夜,其祖父梦见一只玉麒麟自空而降,落于潘家庭院,随即化为婴儿,仿似他一生腾达的先兆。他16岁参加童子试时,吴县知县李昶亭见其“器宇端凝”,将他“拔置前席”,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潘世恩即应对道:“韩昌黎为百世之师”。李昶亭听后连连说:“此童子将来必定富贵!”是年就补诸生,就读于紫阳书院。

    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太傅衔。曾继任《四库全书》总裁,负责《全唐文》的缮刊。有清一代,生前加太傅衔的仅有5人,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的也仅为8人,能两次参加琼林宴的有6人,唯潘世恩一人兼而有之。《清稗类钞》称他“历事四朝,则昭代一人而已。”

    与潘世恩同时代的权臣和珅,曾向往延续张廷玉那样三朝元老的殊荣,谁料嘉庆帝上台不久就掉了脑袋。倒是早年屡招不应,拒绝归于和氏门下的潘氏,却超越了张廷玉创下的汉臣在朝奇迹,而且还在道德文章和官场运气方面荫及子孙。咸丰帝即位后,潘已80有余,但仍因“立品端方,学问醇正”而留任大学士。咸丰三年,在潘世恩得中状元60年之际,咸丰帝亲书“琼林人瑞”匾额。次年,潘世恩病逝于北京官邸,享年86岁。咸丰赐祭葬,谥“文恭”。

    从根本上来讲,潘家显然还是以诗礼立身的大族。嘉庆十九年(1814)至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归家先丁母忧,后又养父终老并丁父忧。13年间,他遍读群书,其诗文“敦厚温柔,深得唐人三味”,卓然成家。

    康熙五十二年(1713),江苏巡抚张伯行创建苏州紫阳书院,书院位于苏州府学内尊经阁。此院址渊源风雅,始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主持兴建的文庙,后经历代扩修或重建,向为文人士绅祭祀孔子和办学之所。时康熙帝曾钦定《紫阳全书》,倡导朱熹之学。朱熹号紫阳,书院亦依此定名。创始之日,康熙亲笔书“学道还淳”匾额以赐。

    紫阳书院除了拥有象钱大昕、俞樾这样一等一的名师和丰富的藏书之外,还将沈德潜等名师的讲义、语录编写成册,传诵士林。大师们薪金微薄却“ 乐育英才”,在他们智慧光芒的照耀下,这里英才辈出。潘世恩与邑人石韫玉、韩元少等先后受业于此,又先后得中状元。与潘世恩同朝为官,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的陶澍、林则徐也先后担任江苏巡抚,长期在苏州地区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从苏州到北京,潘世恩到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再到潘祖荫,在受业的渠道、科场选拔、官场提携和反哺乡里的生命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关乎血缘和地缘的良性关系网。

    除了潘世恩外,从紫阳书院走出来的两位状元,他们的志趣所在,不能说对潘氏后人没有产生深远影响。一位是韩元少(号慕庐),为清代开国以来第一个连缀会元、状元的人,康熙十二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韩慕庐擅八股而有独见,被称为顺、康间八股文“四大家”之一,对转变清代文风有开先之功。在他去世48年之后,乾隆帝还称他为“艺林楷则”,追谥“文懿”。韩慕庐次子孝基曾任翰林院编修,雍正初年参与修《明史》,书成后掌教紫阳书院。另一位是石韫玉,为乾隆五十五年状元,曾任山东按察史兼布政史、翰林院编修。他学问博洽,“尤长于经世之学”。石与潘世恩同乡交谊很深,潘世恩的苏州宅第在临顿路,他曾为之撰有记。嘉庆十二年辞官后,石韫玉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20余年。道光初,主修嘉庆《苏州府志》,与乾隆《苏州府志》并称善志。道光七年,与吴廷琛等倡修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并亲自撰写像赞。石韫玉于道光十七年病逝家中,巡抚陈銮将他列祀名贤祠。其得意门生陶澍撰写墓志铭。

    冯桂芬这个人物也不能不提,曾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目桂芬国士”,冯拜林公为师,后入陶澍幕,名重大江南北。道光二十年中殿试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即位后,潘世恩将冯桂芬与林则徐等人同荐于朝。可惜不久冯便因母亲病逝而丁忧归家。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冯逃至上海,入李鸿章幕。冯桂芬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方文化,协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以求“博通西学之才”。他还多次上书建议改革,“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被后世称为资产阶级政论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导,对清末洋务派产生过很大影响。冯桂芬也曾在紫阳书院主讲多年。他去世后,奉旨入乡贤祠,李鸿章撰墓志铭,左宗棠为之撰并书《中允奉君景庭家传》,保存在其祠堂中。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些书院中的菁华人物,将苏州人崇文、宽厚、精细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绵延一种源远流长、升华心志的文脉,养成一种求新求变、开通包容的心态,培育一种尽善尽美、稳健实干的精神……于国于民,实可谓功莫大焉!

    潘家和林则徐的关系最为特别。作为左宗棠的伯乐之一,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潘世恩则已身居军机大臣重位。林则徐上奏处理“洋务”五条章程,潘世恩给予了坚决的支持。道光三十年,咸丰帝即位后诏举人才,潘世恩不顾82岁高龄,首先推荐曾被流放的林则徐,称他是“历任封疆,有体有用。所居民乐,所去民思”,这一点极为后人称道。

1、为人正直 和珅呼他不上船

    状元宰相潘世恩是继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之后,苏州柔性政治家的又一典型代表。他历经四朝,为官数十年,始终顺利,的确非一般人士所能做到的。

    潘世恩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的一甲第一名进士,当年他才24虚岁。新状元,一表人才,学问又好;皇帝对他很是看好,曾有朱批:“少年得进崇阶,又系鼎甲,宜爱惜声名,切勿恣志。前程远大,莫贪小利。秉此寸忱,以匡朝政。勉之慎之!”这样的“潜力股”当然受人喜爱。

    当朝大学士和珅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喜欢玩弄权柄,他心底里盘算着:将来这位后生必定大富贵,把他拉拢到自己的身边,纳为自己圈里人,好处多多,于是想将他收为门人,并暗中予以种种示意。然而,潘世恩就是不领会,只当不见;和珅接着又派人私下传话,则遭到潘世恩的拒绝。当时的和珅真可谓是炙手可热,许多人想巴结还攀不上。而现在潘世恩屡招不应,真令和珅意想不到。

    潘世恩年纪虽轻,但办事老成,稳重大方,外柔内刚,为人清廉正直,对和珅把持朝政、耀武扬威那套十分反感,所以始终不肯上贼船。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潘世恩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十月升内阁学士,刚刚30虚岁。嘉庆皇帝亲政后,历任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道光七年(1827年)后署吏部、礼部、工部尚书。道光十三年(1833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十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五年(1835年),晋东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2、“四朝元老” 克称厥职17年

    潘世恩立品端方,学问醇正,为官小心谨慎,克称厥职,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冯桂芬称他为“四朝元老”。他在廷枢当宰相长达17年。后人评论潘世恩,说他在政治上无大的建树,“中外不甚称其相业”。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潘世恩居军机大臣重位,但依违其间,不能与穆彰阿相抗衡,曾为时人所讥。《清史稿》说他是个“恪恭保位者”。

    其实,这也未必公允。冯桂芬说:他“性厚重,不滞洎。入枢垣益慎密,十有七年之间,不与疆吏交一牍,上前所陈奏或有所论荐,非宣示,终不以告人,虽家人子弟不闻不知,故公相业之大者,人莫能窥也。”潘世恩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应该说他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做学政,革时弊。潘世恩先后担任过云南、浙江、江西等地学政,所到之处都能尽力革除时弊,整顿士习,受到人们的称道。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 30岁的潘世恩第一次作为朝廷命官离开京城提督云南学政,曾革新生红案银。

    反对增屯毁牧、盐课请归地丁。潘世恩考虑问题都能从国家大处着想,“设张举措,务持大体”。乾隆时实行屯边政策,虽然边疆得到了加强,但许多天然草原牧场被任意开垦,生态被破坏,带来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更有甚者,有人乘机借此扩大势力。黑龙江将军曾向朝廷上疏,请增都尔博特六屯。潘世恩认为黑龙江的草原适宜游牧,开垦毁草种粮是不利的,于是坚决不同意。有人曾上疏请求将山东的盐课划归地方,变成私有。潘世恩认为盐是国家重要的产业,也是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如果让百姓自运自销,那么,哪是官盐哪是私盐根本无法稽核,必然造成混乱,因此坚决反对。

    主张严肃整顿漕河积弊。漕河是封建社会的命脉,由于制度与条件的限制,问题日积月累,致使沿河各地经常发生滋扰事件,造成运输受阻不畅,贻误日期,更有甚者沿河贪官劣吏把持,任意假冒工项。为此,鸿胪寺卿黄爵滋曾就国家漕河积弊向朝廷上疏,建议进行整顿改革。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潘世恩复议后提出五条整顿措施,使令人头痛的漕运有所好转。

    主张因时制宜,正确处理“洋务”。道光十九年(1839年)虎门禁烟后,许多人都是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提出“概绝通商,大小渔船,概禁出洋,以断接济”。两广总督林则徐则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如果一概断商,一是可能致使外商联通一气,与朝廷叫板;二是广东百姓历来多是以海为生,如果一概禁止出海,那么就无法生存,因此制定了处理“洋务”五条章程。在军机处议论林则徐的处理“洋务”五条章程时,潘世恩则坚决支持林则徐,他认为:该督等所议定5条章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事求是,“或为变通旧例,或循守成规”。通商的目的是裕民,关键是要做到“兴利而除弊;抚近即以柔远”。

    奏请在甘肃、新疆开垦荒地,以裕边储。潘世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处理问题能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而不呆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他根据甘肃、新疆等地的具体情况,与户部尚书敬征等联名上疏请开垦荒地,以裕边储,说道:“甘肃、新疆地处边陲,军队所需经费巨大。近年以来,伊犁开垦荒地43万多亩,”按户升科,已著成效“。甘肃各州县及乌鲁木齐所属各地,旷土从多,

    倘能筹划水利,劝恳升科,以本地之利,供本处之用,可既减调饷银,更可节省采买,并以额征所余津贴八旗支款”,实在是“经久有益之举”。道光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荐举林则徐、姚莹、冯桂芬等名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 三月,咸丰皇帝即位后下诏推举人才,以应对广西洪秀全“团营”。潘世恩不顾82岁高龄、腰痛病发作,首先推荐林则徐,称林是“历任封疆,有体有用。所居民乐,所去民思”。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保举因奋力抵抗英军而贬官、正在家乡养病的前福建T灣道姚莹。经潘世恩极力推荐重新起用,擢为广西按察使,参与Z压太平军。

3、昭代一人“大富贵亦寿考”

    潘世恩一生荣华富贵,在整个清朝是受皇帝恩宠最多的人。清代陈康祺称他的福祉是三百年仅一人。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状元出身,官至宰相。清朝共出114名状元,许多人是考了几次才考取的,像苏州状元缪彤考了10年才考取,即使像连中“三元”的钱棨科举之路也走得坷坎曲折,而潘世恩一次就顺利考中。明代苏州状元文震孟50岁考取状元,而潘世恩考取状元时年仅24虚岁。整个清朝状元出身官至宰相的共有14人,生前加太傅衔的共有5人,两次参加琼林宴的有8人,唯有潘世恩一人能兼而有之,“昭代一人而已”。

    备受皇帝宠爱。嘉庆时,曾邀请参加重华宫皇帝的茶宴,赏钱赏物,又赏官级。道光时,曾赐紫禁城骑马,赐第圆明园。 70岁生辰时,道光皇帝御书“熙载延祺” 额、“弼亮宣猷襄密勿,靖共介福锡康强 ”联,加恩赏戴花翎,赐珍绮、玉管、花翎等物,后又恩许紫禁城乘轿。 80岁生辰时,道光皇帝亲自写大“寿”字,并书“三朝耆硕”额、“望重三公资燮理,祥开八豊(豊弟)衍期颐 ”联。

    琼林人瑞,重遇鹿鸣。咸丰二年(1852年) 壬子科乡试,潘世恩因是乾隆壬子科举人,参加顺天府“鹿鸣筵宴”;翌年癸丑科会试,潘世恩因是乾隆癸丑科状元,又参加礼部的“恩荣筵宴”,咸丰皇帝亲手御书“琼林人瑞”匾额送到门上。

    孙子被赐举人、进士。潘世恩80寿辰时,道光皇帝赏赐其孙子潘祖荫举人,并准许其一体参加当年的会试,后来潘祖荫于咸丰二年(1852年)考取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咸丰三年(1853年),因潘世恩考中状元一个甲子,赏其孙子潘祖同举人,准许一起参加会试。咸丰四年(1854)四月病逝后,咸丰皇帝又给他3个孙子赏赐,分别准许参加殿试、会试。

4、文才著卓“蓄道德能文章”

    潘世恩生前,曾有人赠送他一副对联:“大富贵亦寿考,蓄道德能文章。”正确而恰到好处地概括其一生!

    潘世恩为学“一本程、朱,而不为门户之见”,学识渊博。嘉庆时,他曾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和缮办工作,曾继任《四库全书》总裁、《文颖》馆总裁,负责《全唐文》的缮刊。其诗文“敦厚温柔,深得唐人三昧”,卓然成家。陶梁说:他写文章“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以拟李(白)杜(甫)光焰,燕洪河足,方轨齐轸”。其诗“自写胸臆,有清超之致”。著有《思补斋笔记》、《思补斋诗集》、《有真意斋文集》等数十种。

    他前后典会试4次,典顺天试2次,浙江试1次,视学云南、浙江、江西各1次,分校会试1次,教习庶吉士5次,“殿廷考第文字,无役不从。经筵日讲各馆之属,所领职年除岁考,以数十计”。充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应该说,文人能荣耀的事他被都轮上了。尤其为人称道的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潘世恩是此科会试正总裁,这一科出了李鸿章、沈桂芬、郭嵩焘等名人,因此被称为近代史上的名科。

    潘世恩考中举人后结婚,夫妻恩爱,形影不离。为了不影响其前程,父母暗中说通媳妇,假装反目,让潘世恩发奋苦读,全力准备赴京会试。然而,等到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状元回来时,爱妻却因抑郁而死。他在妻子谢氏像前嚎啕大哭,责怪父母逼他赶考,失去爱妻。他痛悔欲绝,甚至打算出家做和尚,以示忏悔。此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忘结发之妻,每逢忌辰,总要祭奠一番,堪称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状元公。

     咸丰四年(1854年),潘世恩在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以谥号“文恭”入祀贤良祠。同时,对他的三个孙子祖同、祖荫、祖保分别赏给进士、翰林院侍读、举人,并恩准祖同、祖保同年分别参加殿试、会试,这在科举时代可称之为“殊荣”了。旧时潘氏故宅曾有木制朱漆“行牌”大书“祖孙父子叔侄兄弟进士”和“南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如此荣耀,故而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了。潘世恩曾和长龄一起提出整顿河运积弊,消除匪患、清查沿河官员玩忽职守、冒估工项等建议,为改善漕运和治理黄河起了积极作用。又和户部尚书敬征等提出查垦甘肃、新疆等处地亩计划、筹划水利、劝民垦植等建议,使边疆军粮不再从内地长途调运。潘世恩为官50余年,历乾、嘉、道、咸四朝,身居高位,处世谨慎,被称为“四朝元老”。由于长期身居高位深得皇帝恩宠,处世谨慎,建树无多。潘世恩一生大半在京为官,在苏州老家时日不多。嘉庆十九年(1814年)母亲去世,他回家守孝;随后又因父亲年老有病上奏折“请假”侍奉,嘉庆帝对此大为不悦,下谕训斥并予降职处分,但念其孝心,仍允终善养。他获准留苏尽孝,直至其父离世,守孝期满才重返京城。鸦片期间,赞成林则徐之禁烟论奏,对穆彰阿误国之举,不敢力争,为时人所讥。但能力荐林则徐、姚莹等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告老退休。

5、潘、左交谊

    潘世恩最引以为豪的子孙当属潘祖荫(1830-1890)。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虽然19岁时,因祖父受到道光帝的恩赏而直接获取举人的功名,但从他23岁便殿试探花及第,27岁便显示出过人的胆魄和智慧等事实来看,他的确是名至实归。先后任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潘不仅保留了先祖血脉中的文人风骨,“学问渊通”又秉性真爽,常常“飙举风发”,而且足智多谋、“才猷练达”,年纪轻轻便显示出心怀天下的能臣本色。他曾先后直言进谏,纠弹钦差大臣胜保、直隶总督文煜等;曾提出“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等建议。同治二年(1863),疏请减江苏赋额,苏(州)、太(仓)、松(江)地区因此获准减额三分之一,数百年以来困扰吴地的沉重赋税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潘祖荫和左宗棠两人交谊的起点带有一些奇异的色彩——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天资极高,常自诩“再世诸葛”,因屡次会试未中,从此决定放弃科考,回故里隐居读书。青年时代先后得到陶澍和林则徐的赏识与提携,林公甚而向朝廷推崇他为“绝世奇才”,陶澍等人也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左宗棠40多岁时,心怀林公等人身前的重托,先后担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继任者骆秉章的幕僚。由于他的过人才智,虽无巡抚之名,却行巡抚职权,常有恃才傲物之态,把一般庸吏不放在眼里,得罪了永州镇总兵樊燮。樊在湖广总督官文的策划下,状告左宗棠是“劣幕”,攻击他“把持政务”。咸丰帝责令如查核属实则将左就地正法。这时,对左有知遇之恩的前辈都已经老去甚至辞世,一个小小的幕僚,在庞大的官员集团中犹如草芥,又有会谁挺身而出呢?

    令人惊奇的是,潘祖荫站了出来,连续三次上疏保左;令人更加吃惊的是,他将地位卑微的左宗棠比作身系国家安危的栋梁之才,称他“于地形扼塞险要,了如指掌……”,潘祖荫还认为,“湘勇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由骆秉章供应调度有方,而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此天下所共见,久在我圣明洞察之中也。”又说,“宗棠为人,秉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当然,左宗棠的命运之所以出现喜剧化的转机不全赖潘氏的一己之力。左宗棠的获救和发迹,部分是建立在处于上升势头的湘籍大吏势力之上的。而湖南官场是左宗棠最早的政治舞台,他才智卓越而又不合官场旧例的作为,是为人谨严的潘氏荐举左氏的重要依据。最早帮扶左氏的是他的湖南老乡、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为救命悬一线的左宗棠,辗转找到权臣肃顺。因此潘祖荫很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暗示,才先后三次上书,联同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中大力为左宗棠开脱,说他“才可大用”,却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甚至有点夸张地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就在咸丰帝犹疑不决之际,肃顺和曾国藩恰到好处地先后出场,表示:“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至此,左宗棠作为君臣公认的人才,不但没有被治罪,甚而以此为契机名声广播并受到空前的重用,从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开始,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奉献才力,直至成为“同治中兴”名臣。

    不可否认的是,潘氏上疏力保被弹劾的左宗棠,并密荐其能,对左氏重新获释起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潘祖荫和左宗棠的关系均与潘氏的两大爱好有关。一是与祖父一脉相承的为人,他喜交结天下名士,对自己看重的人才若“有一技之长,终身言之不去口”,这个特点发挥到极至的结果就是为左宗棠挺身而出;潘氏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于金石如痴如醉,据说每闻有彝器出土,则“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金石、文字学家和藏书家,其“滂喜斋”、“攀古楼”等藏书室之藏书、金石扬名天下。

    今天在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两件西周时期极为重要的青铜器——大盂鼎和大克鼎,这两件重器都是潘祖荫后人潘达于女士历经战乱,苦心保存,而于1951年捐献给国家的。其中大盂鼎于清代道光初年在陕西省歧山县礼村出土,鼎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腹内侧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对大贵族盂的赏赐,其中还谈到周室立国的经验和殷商丧国的教训,极有史料价值。大鼎为左宗棠辗转获得后,为感激数年前的知遇和救命之恩,便将大盂鼎赠予了潘氏。这是左、潘交谊中的又一段佳话。祖荫获得大盂鼎后,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以表达欣喜的心情。

    大盂鼎虽然珍贵,但在左、潘之间却表现出了一种君子之交的风度。

    以潘氏家族为潜在核心的,或由共同的家族和教育背景,或由治国思想和为人志趣编织而成的良性人际网络,形成了晚清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抹明丽色彩、一道过于奢华的人才大餐如果是在盛唐,最高统治者当会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的快意自语,然而,不幸他们同是降生在一个急遽衰败而不自知的时代,在“治国、平天下”志向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率真秉性的催发下,勉力扇动沉重的翅膀,载着迟暮的清王朝艰难地前行。在一代不幸将智慧“货与帝王家”的中兴之臣相继离世后,清朝无可挽回地衰败了,而循着他们沉重翅膀划出的痕迹,下一代英豪在千年的冻土中蛰伏已久,酝酿着重新振翅的时机……

6、《清史稿·列传》之宰相“潘世恩”篇

    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嘉庆二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和珅以其青年上第有才望,欲招致之,世恩谢不与通。以次当迁,和珅抑题本六阅月不上。仁宗亲政,乃擢侍讲学士。一岁三迁至内阁学士,历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督云南、浙江、江西学政。十七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母忧归,服除,以父老乞养,会其子登乡举,具疏谢,坐未亲诣京,降侍郎。帝鉴其孝思,仍允终养,居家十载。

  道光七年,父丧服阕,补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授工部尚书,调吏部。十三年,超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东阁大学士,调管工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太保。十八年,晋武英殿大学士。二十八年,以八十寿晋太傅,赐紫缰。其明年,引疾,迭疏乞休,温诏慰留,仅解机务。三十年,文宗即位,复三疏,始得予告,食全俸,留其子京邸。咸丰二年,乡举重逢,诏就近与顺天鹿鸣宴。次年,复与恩荣宴。四年,卒,遣亲王奠醊,入祀贤良祠,谥文恭。

  世恩历事四朝,迭掌文衡,备叨恩遇。筦部务,安静持大体。黑龙江将军请增都尔特六屯,议地当游牧,开垦非计,不可许。言官奏山东盐课请归地丁,议山东场灶半毗连淮境,一归地丁,听民自运自销,必为两淮引课之累,不可行。

  在枢廷凡十七年,益慎密,有所论列,终不告人。海疆事起,林则徐所论奏,廷议多赞之;及穆彰阿主抚,世恩心以为非,不能显与立异。迨咸丰初诏举人才,世恩已在告,疏言林则徐历任封疆,有体有用,请徵召来京备用,并荐前任T灣道姚莹,文宗韪之,於罪穆彰阿时犹举其言。次子曾莹,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由编修官至吏部侍郎。孙祖荫,自有传。

  论曰:守成之世,治尚综覈,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况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蠢兆於其间,驭之无术,措置张皇,而庸佞之辈,转以弥缝迎合售其欺,其召乱可幸免哉?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关键已。英和才不竟用,王鼎忠贞致身,文孚、潘世恩皆恪恭保位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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