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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c - 2010/7/14 18:38:00
86岁的蔡梅是潘振承的第六代孙媳妇,她仍住在潘家大院,虽说这座宅第已相当破旧,但细看依然能见到昔日的辉煌气魄,高门大户,中西合璧。
“20世纪初,广州刚有电力,潘家出了个广州电力公司的经理。”68岁的潘刚儿,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潘振承第八代后人,如是介绍十三行时代之后潘家的“商人”。而他本人现在是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的退休教授。  

因为“哥德堡”号仿古商船造访广州,潘刚儿在同福西路的居所,包括这一带的骑楼,都被粉刷一新。他与黄启臣、陈国栋两位历史研究学者合写的《潘同文(孚)行》一书,也赶在这条船抵达广州前两天付梓。
回顾三百多年前的中瑞贸易,潘氏商行的确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85年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长达39年,与卢家、伍家、叶家,四大行商位列清代广州四大首富。
和改革开始后,大量流入广东珠三角企业的外来打工仔一样,两百多年前,潘氏家族的发家人潘振承也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给人当船工,壮年时由闽入粤,曾经去过三次吕宋(今菲律宾)。
初到广东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陈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获得信任和全权委托。等到陈姓商人回乡,他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彼时的广州,确是一片创业沃土。
1685年,康熙帝下令:废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虽然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由于贸易量有限,其实外洋商人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其他三口,无论在来华船只数量上,还是上缴税收上,都远远无法和广州相比。这也就不难理解,潘振承为何要选择“由闽入粤”。
与潘振承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另一位着名行商伍家。史料记载,伍家先世原居福建,在武夷山种茶为业。1783年,伍国莹(曾任同文行司事、伍秉鉴之父)在广州创建怡和行。
同文行成立十余年后,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制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这道上谕,在历史学者看来,是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
三年后,1760年,潘振承联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博物馆仍藏有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这是当年潘振承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的礼物,这证明了他十分重视与瑞典商人的友谊。


美国教授穆素洁(SushetaMazumdar)博士的研究报告指出,潘振承参与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投资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现存瑞典的档案中保存有潘振承的商贸记录。


还有着述认为潘振承曾到过瑞典。


“潘振承是否真的到过瑞典,同文行与瑞典的贸易额有多少,我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文行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潘刚儿说。


潘刚儿更愿意把这位先祖称为“世界性大商人”。他介绍,潘振承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所有国家,以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潘振承选择了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的茶叶贸易量分别处于第一、二位。这从而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
瑞典资料表明,18世纪60年代经常出入广州的帆船,其名可考者实有37艘。其中有3艘经营者为潘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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