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达微
(1881～1929) 民主革命党人，画家。广东 番禺人。早年在广州从事画画创作，参与创办《时事画报》，担任图画教员。1908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殉难烈士数十人之遗骸枕藉于路数日。潘冒险出头奔走，将72死难者殓 葬于黄花岗（该地原名红花岗，潘当时以黄花命之）。事后为逃避清廷追捕，流亡上海、香港等地。民国成立后，粤督胡汉民邀其出任重要行政职务，均婉拒，只愿做些社会教育和福利工作，并继续从事绘画及美术出版事业。1929年夏季病逝于香港。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于革命，收葬黄花七十二烈士，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广州黄花岗坟场。
1881年1月15日，潘达微出生于广州沙河东圃镇的一个官宦之家。30年后，“辛亥革命”一夜间便颠覆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文明传统和社会制度。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30年恰好是旧中国划分一个“世代”的时间坐标，潘达微无疑是“应运而生”的。他在13岁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并成为革命者，只是他天性对命运作出的第一个自然选择。正如当时和此后的许多革命者那样，潘达微很早就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替自己颁发了一张终身有效的“身份证”，上面只有两个大字：自由。
为此，他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为共和理想不避艰险，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参与组党、筹款，成为孙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赖的一位同志”。
小时候，潘达微发现身为清廷武官的父亲遇到什么事，总喜欢请示“神仙”，卜问凶吉。有一次，父亲叫他试着“扶鸾” (一种传统预测方式)，想以此知道儿子未来的命运。结果，那支随手乱动的乩笔(多为竹筷)，在沙面上画出了一幅“牡丹图”。当时，其父大喜说：“此子能作富贵图，其吉兆耶。好自为之。”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潘达微一生非但没有“富贵”，而且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在与“富贵”为敌。后来，他就此事写道：“即富贵果能逼人，余亦将淡薄置之，况其未必也。”从15岁离家出走开始，“富贵”已注定与他无缘。如果一定要找出“牡丹图”与他的命运有什么关系的话，它也许只是预示了潘达微的“好写丹青”而已。
与象征世俗美满的“国花”牡丹相反，“黄花”(菊花)则堪称潘达微人生的象征。它气香雅而质清高，岁寒弥坚，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潘达微对“黄花”可谓情有独钟，而他的禀性、气质乃至“人比黄花瘦”的形象，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因于此，他才将埋葬七十二烈士的“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并从而使之成为自由的永恒祭台。
在他的心目中，“黄花”一直就是自由之花，理想之花，革命之花。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黄花”与“牡丹”的对抗。然而，“黄花”也预言了他的命运：在历史的花名册上，黄花永远比牡丹寂寞。
据说成为艺术家，“不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对此，潘达微似乎也是一个例证。他幼时缠绵病榻，为消遣时日，开始接触绘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成为后来的漫画大家，而且对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保持了一种孩童般的热爱和敏感。
如果说疾病使人恢复肉体的自我意识，艺术使人恢复心灵的自我意识，那么可以说，艺术就是一场疾病。艺术为他打开了另一个鲜活奇妙的世界，帮助他度过了尘世生活中无数艰难灰暗的时刻。疾病和艺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伴随了他的一生。此外，疾病还是他“革命”和“英雄”生涯的一个起点：他就是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生病”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正如艺术，也不一定就尽善尽美。潘达微在到香港南洋烟草公司任职时曾说过一句名言：“烟草有毒，金钱有毒。”他其实也还会说“艺术有毒”——如果它不是作为拯救人心、净化社会的“利器”，而是作为欺世盗名的“凶器”的话。他与以高剑父为代表的“新画派”的激烈论争，正是这一艺术观和价值观的鲜明体现。
上个世纪初的广州人，对梁培基生产的疟疾良药“发冷丸”都会有深刻印象。而这里面就有潘达微的一份功劳。正是得力于他精心策划的美术广告，“发冷丸”才一时有口皆碑。按照潘达微的看法，艺术就应像一粒粒“发冷丸”，起到让一个时常“打摆子”的民族摆脱痼疾、恢复生机的作用。
潘达微生为贵族，死为平民。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但我确信，他是如愿以偿，死得其所了。大凡先知、义士、达人、革命者，其命运大概如是。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那种众生平等的视野和博爱，其实是另一种“遗传基因”，它得自更高的存在。在潘达微眼里，“平民”就是“苦大愚深”的别称，对他们，他除了悲悯，更多的却是服务，也只有服务。所以，他才涉足了那么多的“事业”——从革命、教育、医疗、舆论、艺术、实业，直到“慈善公益”。明知艰难，尽管苦痛，却不弃不悔。
而对“人权剥落，侪于非人”的中国女子，潘达微更寄予了无尽的同情。与那个时代其他的思想启蒙者(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一样，他首先通过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实现对“人”的关注。为此，他亲创了“女子教养院”(后增设孤儿院)。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教养院被一夜解散，八百女子和孤儿，大部分重新沦为奴婢，或被公然卖掉。这件事，连同此前“女子北伐队”的悲惨遭遇，都给潘达微留下了毕生难愈的巨创。
但彻底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原广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的死。
潘达微一生重情，尤其重义(这是以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为代表的“游侠”的基本人格结构)。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固然使他“少有令名”、“夙以侠义称重于乡党”，五湖四海皆可“兄弟”，三教九流多有“故人”，但同时也造就了他常常“不堪负累”的命运：只要你够仁义，而不是够名利，他就可以为你舍命，并把你视作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小心呵护，终生珍藏。对童年的好友史坚如如此，对黄花岗死难的战友如此，对许许多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在陈被卑鄙杀害后，潘达微的义愤也达到了顶点：“遍地盗贼，无法抚剿，我思陈景华。乞丐满市，无人救济，我思陈景华……”
及至晚年，潘氏仍对“故人”怀念不已，且“乐与孤儿乞丐和尚为友”。这显然已不是“为人谦逊慈和”或“仗义疏财”所能解释的了。
黄花岗殓葬七十二烈士
三月二十九日之广州起义，又一次失败了，烈士们之牺牲，又何止七十二人呢?即此七十二个烈士之喋血街头，在当时专制环境下，在可怕之乱党之罪名下，又谁敢认友认亲呢?更谁敢挺身而出，收拾这批遗骸呢?当时未死的同志，多已间道潜逃，四方亡命，只有潘达微先生尚伏匿于河南私宅……乃本看大无畏不怕死的精神，挺身而起……潘先生乃亲率仵工，分头收拾，就捡得这七十二个烈士遗体，安置于东郊外的黄花岗。黄花岗原名红花岗，潘达微葬七十二烈士后，认为红花二字“软弱”，不如黄花“雄浑”，遂改名黄花岗
没有潘达微便没有黄花岗。当年的黄花岗是啥模样呢？潘达微１９１１年曾绘一图：荒烟蔓草间，竖立着烈士的墓碑，前景是参天松柏，虽则寥寥，然伟岸挺拔；后景是一轮明月，景色悲壮。题句为：“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这可能是当年黄花岗真实的写照。当然，它也融合了作者的想象与一片深情。
对潘达微来说，烈士的英魂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他在画案上置放了一个骷髅，以最奇特的方式与烈士的英魂建立起一种世所罕见的特殊关系———挑起了烈士守护神的重任，也显示了他弘扬烈士遗志的决心。从此，黄花骷髅的情结，陪伴着潘达微的一生。
１９１２年民国成立后，潘达微首倡公祭七十二烈士，孙中山亲自前往主祭，随即潘达微首倡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鉴于“烈士墓茔，不封不树，无以壮观瞻”，拟就地“崇大其墓，俾资景仰”，孙中山亲自领衔主理，潘达微任协理。拟就地“崇大其墓，俾资景仰”，孙中山亲自领衔主理，潘达微任协理。
然而，由于变乱纷乘，经费短缺，工程迟迟未能进行。后因龙济光祸粤，修理墓园之事中辍，烈士之墓，仍是黄土一抔。１９１６年，广东省参议会再提前案，林森为此发起向海外捐款。１９１８年秋，由滇军师长方声涛（七十二烈士中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建七十二烈士之墓，修筑工作方进入具体阶段。据潘达微的故交黄金海介绍，潘达微为修建黄花岗陵墓，废寝忘餐，从设计到修筑工程，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潘达微曾欲在纪念碑的文字上贴金箔。黄提出，贴金箔固然好，但容易惹起不轨之人揭去。故在黄的建议下，改用上等石绿，并请黄代选材料及工匠。在墓园的设计上，潘达微匠心独运，在墓道两侧，以骷髅作铁柱之顶，个个骷髅，眦目咧齿，它们如他案头的骷髅一样，警示自己与世人永远不要忘记这“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俦”的不朽历史！此墓道的骷髅早已不复存在，据黄花岗公园管理人员说，有人曾挖出来这铁铸的骷髅，觉得难看，又把它埋掉了。但埋在哪里已无人知晓，图片仅见于１９２１年出版的《黄花岗烈士事略》中。
１９２１年，十年来潘达微梦绕魂牵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终于落成，稍慰先烈在天之灵。然而，过去文武官员在此下马的烈士安息圣地，在孙中山逝世之后，经营黄岗者在墓园内设“黄花别馆”，茶室、冰室，果饼点心，应有尽有；粤中诸要人，亦常驻足黄花别馆，视之为“游宴之所”。潘达微为此倍感哀伤，他常与何剑士、梁培基等三五知已，午夜携酒，至荒郊野冢之中，背负着黄花岗上的雄鬼英魂，放怀悲歌，共唱秋坟；每逢黄花节和重阳，他都要面对骷髅按毫作画，以寄哀思。晚年病重之际，他更创作了一系列以骷髅为题材的摄影作品：《黄花寥落》、《黄花白骨》、《心灯》，１９２９年春节，又以瓷植黄菊一株，旁置一骷髅，题曰《碧血黄花》，参加广州中央公署举行的菊展。
一副骷髅，一盏孤灯，一束寥落的黄花，一堆骸骨……作者不仅仅是在忧郁、神秘的氛围中叙述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了历史，它是呼吁着人们不要忘记革命的先烈，它是呼吁鬼雄昔日的朋侪如蒋介石者不要忘记先烈曾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
潘达微先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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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微先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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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烈士公园📎 2011\04\16\69651609652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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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1929) 民主革命党人，画家。广东 番禺人。早年在广州从事画画创作，参与创办《时事画报》，担任图画教员。1908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失败，殉难烈士数十人之遗骸枕藉于路数日。潘冒险出头奔走，将72死难者殓 葬于黄花岗（该地原名红花岗，潘当时以黄花命之）。事后为逃避清廷追捕，流亡上海、香港等地。民国成立后，粤督胡汉民邀其出任重要行政职务，均婉拒，只愿做些社会教育和福利工作，并继续从事绘画及美术出版事业。1929年夏季病逝于香港。南京国民政府追念其生前致力于革命，收葬黄花七十二烈士，特明令褒扬，准他的遗体附葬广州黄花岗坟场。
1881年1月15日，潘达微出生于广州沙河东圃镇的一个官宦之家。30年后，“辛亥革命”一夜间便颠覆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文明传统和社会制度。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30年恰好是旧中国划分一个“世代”的时间坐标，潘达微无疑是“应运而生”的。他在13岁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并成为革命者，只是他天性对命运作出的第一个自然选择。正如当时和此后的许多革命者那样，潘达微很早就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替自己颁发了一张终身有效的“身份证”，上面只有两个大字：自由。
为此，他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为共和理想不避艰险，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参与组党、筹款，成为孙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赖的一位同志”。
小时候，潘达微发现身为清廷武官的父亲遇到什么事，总喜欢请示“神仙”，卜问凶吉。有一次，父亲叫他试着“扶鸾” (一种传统预测方式)，想以此知道儿子未来的命运。结果，那支随手乱动的乩笔(多为竹筷)，在沙面上画出了一幅“牡丹图”。当时，其父大喜说：“此子能作富贵图，其吉兆耶。好自为之。”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潘达微一生非但没有“富贵”，而且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在与“富贵”为敌。后来，他就此事写道：“即富贵果能逼人，余亦将淡薄置之，况其未必也。”从15岁离家出走开始，“富贵”已注定与他无缘。如果一定要找出“牡丹图”与他的命运有什么关系的话，它也许只是预示了潘达微的“好写丹青”而已。
与象征世俗美满的“国花”牡丹相反，“黄花”(菊花)则堪称潘达微人生的象征。它气香雅而质清高，岁寒弥坚，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潘达微对“黄花”可谓情有独钟，而他的禀性、气质乃至“人比黄花瘦”的形象，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因于此，他才将埋葬七十二烈士的“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并从而使之成为自由的永恒祭台。
在他的心目中，“黄花”一直就是自由之花，理想之花，革命之花。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黄花”与“牡丹”的对抗。然而，“黄花”也预言了他的命运：在历史的花名册上，黄花永远比牡丹寂寞。
据说成为艺术家，“不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对此，潘达微似乎也是一个例证。他幼时缠绵病榻，为消遣时日，开始接触绘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成为后来的漫画大家，而且对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保持了一种孩童般的热爱和敏感。
如果说疾病使人恢复肉体的自我意识，艺术使人恢复心灵的自我意识，那么可以说，艺术就是一场疾病。艺术为他打开了另一个鲜活奇妙的世界，帮助他度过了尘世生活中无数艰难灰暗的时刻。疾病和艺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伴随了他的一生。此外，疾病还是他“革命”和“英雄”生涯的一个起点：他就是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生病”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正如艺术，也不一定就尽善尽美。潘达微在到香港南洋烟草公司任职时曾说过一句名言：“烟草有毒，金钱有毒。”他其实也还会说“艺术有毒”——如果它不是作为拯救人心、净化社会的“利器”，而是作为欺世盗名的“凶器”的话。他与以高剑父为代表的“新画派”的激烈论争，正是这一艺术观和价值观的鲜明体现。
上个世纪初的广州人，对梁培基生产的疟疾良药“发冷丸”都会有深刻印象。而这里面就有潘达微的一份功劳。正是得力于他精心策划的美术广告，“发冷丸”才一时有口皆碑。按照潘达微的看法，艺术就应像一粒粒“发冷丸”，起到让一个时常“打摆子”的民族摆脱痼疾、恢复生机的作用。
潘达微生为贵族，死为平民。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但我确信，他是如愿以偿，死得其所了。大凡先知、义士、达人、革命者，其命运大概如是。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那种众生平等的视野和博爱，其实是另一种“遗传基因”，它得自更高的存在。在潘达微眼里，“平民”就是“苦大愚深”的别称，对他们，他除了悲悯，更多的却是服务，也只有服务。所以，他才涉足了那么多的“事业”——从革命、教育、医疗、舆论、艺术、实业，直到“慈善公益”。明知艰难，尽管苦痛，却不弃不悔。
而对“人权剥落，侪于非人”的中国女子，潘达微更寄予了无尽的同情。与那个时代其他的思想启蒙者(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一样，他首先通过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实现对“人”的关注。为此，他亲创了“女子教养院”(后增设孤儿院)。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教养院被一夜解散，八百女子和孤儿，大部分重新沦为奴婢，或被公然卖掉。这件事，连同此前“女子北伐队”的悲惨遭遇，都给潘达微留下了毕生难愈的巨创。
但彻底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原广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的死。
潘达微一生重情，尤其重义(这是以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为代表的“游侠”的基本人格结构)。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固然使他“少有令名”、“夙以侠义称重于乡党”，五湖四海皆可“兄弟”，三教九流多有“故人”，但同时也造就了他常常“不堪负累”的命运：只要你够仁义，而不是够名利，他就可以为你舍命，并把你视作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小心呵护，终生珍藏。对童年的好友史坚如如此，对黄花岗死难的战友如此，对许许多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在陈被卑鄙杀害后，潘达微的义愤也达到了顶点：“遍地盗贼，无法抚剿，我思陈景华。乞丐满市，无人救济，我思陈景华……”
及至晚年，潘氏仍对“故人”怀念不已，且“乐与孤儿乞丐和尚为友”。这显然已不是“为人谦逊慈和”或“仗义疏财”所能解释的了。
黄花岗殓葬七十二烈士
三月二十九日之广州起义，又一次失败了，烈士们之牺牲，又何止七十二人呢?即此七十二个烈士之喋血街头，在当时专制环境下，在可怕之乱党之罪名下，又谁敢认友认亲呢?更谁敢挺身而出，收拾这批遗骸呢?当时未死的同志，多已间道潜逃，四方亡命，只有潘达微先生尚伏匿于河南私宅……乃本看大无畏不怕死的精神，挺身而起……潘先生乃亲率仵工，分头收拾，就捡得这七十二个烈士遗体，安置于东郊外的黄花岗。黄花岗原名红花岗，潘达微葬七十二烈士后，认为红花二字“软弱”，不如黄花“雄浑”，遂改名黄花岗
没有潘达微便没有黄花岗。当年的黄花岗是啥模样呢？潘达微１９１１年曾绘一图：荒烟蔓草间，竖立着烈士的墓碑，前景是参天松柏，虽则寥寥，然伟岸挺拔；后景是一轮明月，景色悲壮。题句为：“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这可能是当年黄花岗真实的写照。当然，它也融合了作者的想象与一片深情。
对潘达微来说，烈士的英魂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他在画案上置放了一个骷髅，以最奇特的方式与烈士的英魂建立起一种世所罕见的特殊关系———挑起了烈士守护神的重任，也显示了他弘扬烈士遗志的决心。从此，黄花骷髅的情结，陪伴着潘达微的一生。
１９１２年民国成立后，潘达微首倡公祭七十二烈士，孙中山亲自前往主祭，随即潘达微首倡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鉴于“烈士墓茔，不封不树，无以壮观瞻”，拟就地“崇大其墓，俾资景仰”，孙中山亲自领衔主理，潘达微任协理。拟就地“崇大其墓，俾资景仰”，孙中山亲自领衔主理，潘达微任协理。
然而，由于变乱纷乘，经费短缺，工程迟迟未能进行。后因龙济光祸粤，修理墓园之事中辍，烈士之墓，仍是黄土一抔。１９１６年，广东省参议会再提前案，林森为此发起向海外捐款。１９１８年秋，由滇军师长方声涛（七十二烈士中方声洞之兄）募款修建七十二烈士之墓，修筑工作方进入具体阶段。据潘达微的故交黄金海介绍，潘达微为修建黄花岗陵墓，废寝忘餐，从设计到修筑工程，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潘达微曾欲在纪念碑的文字上贴金箔。黄提出，贴金箔固然好，但容易惹起不轨之人揭去。故在黄的建议下，改用上等石绿，并请黄代选材料及工匠。在墓园的设计上，潘达微匠心独运，在墓道两侧，以骷髅作铁柱之顶，个个骷髅，眦目咧齿，它们如他案头的骷髅一样，警示自己与世人永远不要忘记这“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俦”的不朽历史！此墓道的骷髅早已不复存在，据黄花岗公园管理人员说，有人曾挖出来这铁铸的骷髅，觉得难看，又把它埋掉了。但埋在哪里已无人知晓，图片仅见于１９２１年出版的《黄花岗烈士事略》中。
１９２１年，十年来潘达微梦绕魂牵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终于落成，稍慰先烈在天之灵。然而，过去文武官员在此下马的烈士安息圣地，在孙中山逝世之后，经营黄岗者在墓园内设“黄花别馆”，茶室、冰室，果饼点心，应有尽有；粤中诸要人，亦常驻足黄花别馆，视之为“游宴之所”。潘达微为此倍感哀伤，他常与何剑士、梁培基等三五知已，午夜携酒，至荒郊野冢之中，背负着黄花岗上的雄鬼英魂，放怀悲歌，共唱秋坟；每逢黄花节和重阳，他都要面对骷髅按毫作画，以寄哀思。晚年病重之际，他更创作了一系列以骷髅为题材的摄影作品：《黄花寥落》、《黄花白骨》、《心灯》，１９２９年春节，又以瓷植黄菊一株，旁置一骷髅，题曰《碧血黄花》，参加广州中央公署举行的菊展。
一副骷髅，一盏孤灯，一束寥落的黄花，一堆骸骨……作者不仅仅是在忧郁、神秘的氛围中叙述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了历史，它是呼吁着人们不要忘记革命的先烈，它是呼吁鬼雄昔日的朋侪如蒋介石者不要忘记先烈曾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
潘达微先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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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微先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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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烈士公园📎 2011\04\16\69651609652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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